乌克兰浸信会的信徒曾是和平主义的实践者。
现在，因俄罗斯军队的入侵，乌克兰人正陷入一个险峻的生存之战中，许多人都被困在战争的前线。 领袖们呼吁北约实施禁飞区。 牧师为士兵们祷告；教会供应面包给难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它不像单纯的自卫那么简单。 但是，大多数斯拉夫福音派信徒所实践的非暴力也不是一个明确的信念原则。 曾在苏联掌控下的烈火中锻造，是当时世界第二大浸信会团体，他们沿着一条与在美国的同教派弟兄们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
只要问问罗曼·拉库巴（Roman Rakhuba）就知道了，他是土生土长的浸信会信徒。
“我本来从不会称自己是门诺派”，这位乌克兰门诺派弟兄教会协会（Association of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es of Ukraine，AMBCU）的负责人说。 “但我后来发现我一直在遵循他们的原则。”
乌克兰被称为东欧的“圣经地带”（Bible Belt），它的福音派信仰受到重洗派传统极大的影响。 拉库巴在距基辅东南方350英里的札波罗热市（Zaporizhzhia）长大，离那棵与1789年建立的门诺派乔尔地察（Chortitza）殖民地相关的老橡树不远。
他的祖父因他们的一位传教士得救了。
但作为一个浸信会的孩子，拉库巴在没有玩具枪的情况下长大，被指示永远不要用邪恶来回报邪恶。 由于被禁止参加战争，他的亲戚们拒绝加入苏联的军队。 他记得他祖父在家中接待门诺派的教徒，得知凯萨琳大帝1763年颁布法令，邀请德国移民来开发俄罗斯的内地。
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还有政治异议份子和叛乱份子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被提供了土地、自治权，以及——对和平主义者至关重要的——免除服兵役。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门诺派群众在乌克兰蓬勃发展，建立了为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但是，日益富裕影响他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醉酒和跳舞变得司空见惯。
接着来到的是敬虔主义。
在19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如路德会的爱德华·韦斯特（Edward Wuest），受到门诺派教徒的接待。 他们强调过基督徒的重生生活应有个人的皈依、祷告和查经，这吸引了对传统教会不满的殖民者。 1860年，这个群体产生分裂，一个平行的门诺派弟兄教派诞生，他们还差派传教士远到西伯利亚和印度。
仍然讲德语的人与他们的斯拉夫邻居过著基本上分开的生活，直到两个事件的发生，引发了福音派的复兴。 1858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授权翻译和发行俄文《圣经》。 三年后，他废除了农奴制。
“农民第一次不再被土地束缚，”奥德萨神学院（Odessa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会历史讲师玛丽·拉伯（Mary Raber）说。 “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一个繁荣的殖民地农场里找到更好的工作呢？”
斯拉夫人现在也有一本《新约圣经》，开始加入他们的查经。
门诺派并不是俄罗斯帝国唯一的复兴主义运动。 德国浸信会在高加索山脉建立了教会。 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圣彼德堡赢得许多精英。 这两个团体都没有将和平主义作为规条之一，甚至一些门诺派教徒组织了自卫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混乱的期间抵御盗匪。
但是，没有任何人为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做好准备，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布尔什维克在1923年巩固了其政权。
不算皈依者，在1911年乌克兰 有超过 100，000名说德语的门诺派教徒。 但他们的人口在1870年代已经受到打击，当时兵役豁免权被撤销，之后才被替代服务（alternative service）所取代。 三分之一的人迁往北美中部的平原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内战和饥荒继续蹂躏他们，1920年 成立的 门诺派中央委员会（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MCC）帮助救济乌克兰的弟兄。 但是，尽管每天提供25，000顿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估计有9，000人—— 但另一次人口外流导致有20，000人移民去加拿大。
苏联集体化农场导致了十年后的 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这场人为造成的饥荒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 像其他基督徒一样，门诺派教徒也遭到逮捕、处决和流放到西伯利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数千人被驱逐到中亚。 人口继续减少，大部分剩下的人随着撤退的德军向西迁移。
当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为迎合西方盟友并在1944年创建了福音派基督徒浸信会联盟（后来又有五旬节派加入）时，门诺派就在那时瓦解了。
苏联基督徒受到迫害是一个众所皆知的事实。 他们作为国际橱窗装饰而被官方所容忍，但在社会上被边缘化，教会也被克格勃特工（KGB）渗透。 即使悄悄地传福音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的《圣经》实践强调在政治事务上顺服掌权者——甚至是专制当局。
但就像他们的门诺派前人一样，他们仍拒绝服兵役。
“这并不完全是和平主义，而是不参与，”现任华盛顿州温哥华复兴浸信会牧师的迈克尔·切伦科夫（Michael Cherenkov）说。 “也许这是明智的，但不符合神学的——这只是从过去的经验中体认出的生存之道。”
切伦科夫在苏联乌克兰的地下教会中长大，1960年代，他出生在俄罗斯的父亲因和平主义而入狱。 他的家人不仅持续为属灵复兴祈祷，也为苏联的解体祷告。 他说，这是一种“解放神学”，在某些方面为现今最终支持武装抵抗俄罗斯撒下种子。 （他的母亲最近在东部前线附近的医院里，要求只为乌克兰的军队祈祷。）
1991年，随着乌克兰的独立，这个家庭对政治环境的祷告得到了回应，信徒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全新的现实中。 切伦科夫说，基督教成为新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徒们得到了塑造新社会和分享福音的自由。
但是，由于腐败、肤浅的信仰和挥之不去的苏联心态，他们需要一种新的证道能力。
“我们感到对社会转型负有责任，”他说。 “在过去的日子中，我们只学会了 防守。”
影响这一过程的第二个因素是独立后福音派神学院的发展，这些神学院主要倚靠西方的资金和人员。 谢尔盖·拉库巴（Sergey Rakhuba）是罗曼的的叔叔，但不属于门诺教派，他也是泛福音派的“欧亚宣教”（Mission Eurasia）的主任，他说，他们惊讶地看到乌克兰信徒普遍存在的和平主义。 他说，教授们没有特别重视它，但关于神学争议的所有主题的新辩论激增。 除了加尔文主义与亚米念主义之争和基督是主之外，关于服兵役的合法性的讨论也出现了。
但对非暴力的怀疑已经绽开了。
跨教派的塔夫里斯基基督教学院（Tavriski Christian Institute）院长瓦伦丁·西尼（Valentin Siniy）淡化神学院在抛弃和平主义的发展中的角色。 他还认为，著名小说家利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推广这理念上比重洗礼派更有影响力。
但他自己的故事说明福音派的转变。
西尼经历了与拉库巴和切伦科夫家族相似的童年，他属于浸信会的祖父在苏联的迫害下失去了工作。他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家。 他们被教导要谦卑以及不反抗邪恶。 但在他年幼的头脑中，他无法理解。
神站在强者的一边，他无奈地下了这结论。
14岁时，他体验到和平主义似乎是软弱无能，当时他在从教会回家的路上，他目睹了一名醉酒的男人试图强奸一名年轻女子。 西尼完全不知该做什么，但这骚动引起对街邻居的注意，袭击者最后仓皇而逃。
五年后，他加入了保护另一名将是受害者的行列。 现在，他是一名神学家，在这场毁灭性的战争中，他发现《圣经》中的咒诅力量：“耶和华的使者说： 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 ”（士5:23）
西尼说，美国人在为乌克兰新兴的福音派神学教育努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2007-08年的金融危机耗尽了大量的财务支援，当地工作人员开始担任起领导的职务。 从那以后的几年里，人数骤减的外国教授被欢迎担任合作伙伴的角色。
西尼说，门诺派思想仍然存在于年长的乌克兰人中，就如苏联统治下调教的远离政治参与一样根深蒂固。 但是，随着年轻的神学生从神学上挑战这些观念，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更动摇了福音派关系中对“老大哥”的勉强的尊重。 他们的神学院制定了联合教学计划，以维持与他们之间的和平，并受到坚定的门诺派和重洗派老一辈领导人的鼓励。
伴随着这些发展，对社会服务做出了新的承诺。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角色不仅是通过拯救灵魂来完成神交付的使命，”西尼说，“而且还要尽我们所能，努力积极地将现今世界恢复到神的神圣计划中。”
他说，这也包括参与国家的武装防御。
但是，门诺派教徒以不同的方式应用类似的信念，他们也为社会服务，因为有外国的支持来帮助他们更新乌克兰的神学遗产。
门诺派中央委员会强调建立和平与发展，于1992年在俄罗斯开设了办事处，几年后与乌克兰浸信会联盟合作，迁往历史悠久的札波罗热。 与此同时，门诺派弟兄会的宣教机构“倍增”（Multiply）致力于返回他们曾经因饥荒而逃离的土地。
约翰·威恩斯（John Wiens）在加拿大担任了35年的牧师，于2008年来到乌克兰。 在门诺派于1990年代初以来奠定的基础上做工，他建立了新的教会和活动中心，以团结这个宗派的信仰家庭。 他整体全面的事工特别服事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因此吸引了新的信徒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因对重洗礼派传统的印象使该运动被当地人接受。
“我们被教导要关怀处在痛苦中的人，”2014年当选为AMBCU会议主持人的罗曼·拉库巴说。 “教会应该要对社会作出贡献。”
在他们二十几个教会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不到40岁，包括那些从其他福音派教派加入的成员。 但2014年是门诺派弟兄会的转捩点——事实上是整个乌克兰。
威恩斯在一月份因患癌症而过世。 同年2月，亲欧盟的“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罢免了一位亲俄总统，俄罗斯以占领克里米亚半岛（Crimea）作为回应。 3月，俄罗斯进一步吞并了那块土地，而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则控制了顿巴斯（Donbas）东部地区。
乌克兰陷于火海中，处于一种复杂但非常真实的战争中。
门诺派中央委员会在2000年代初将其建设和平的工作重点放在巴尔干地区，现在又匆促地重新在乌克兰启动这工作。
救援机构组织会议邀请来自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专家，分享有关和平、正义与和解的看法。 他们与贵格会的取代暴力专案（Alternatives to Violence ）合作，激发群体的反思和个人的转变。 MCC还支援一个被顿巴斯分界线分隔的数个教会所组成的团体，他们的领导层表达了对和平主义和维持团结的承诺。
AMBCU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我们传福音时，非暴力的信念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倍增”欧洲和中亚区域团队负责人约翰·马蒂斯（Johann Matthies）说。 “我们邀请人们跟随耶稣，而不是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代价高昂的门徒训练的想法后来才谈论到。”
但是，尽管带有传统重洗派的名义，有些人说门诺派对武装防御的看法已与浸信会几乎没有区别。 威恩斯去世后，两名AMBCU成员被征召入伍，马蒂斯填补了领导阶层的空缺。
在札波罗热结附近的第聂伯罗（Dnipro）举行的领袖年会中，他提议大家研读登山宝训，而不是邀请一些口才很好的讲员。 参与者大声朗读主耶稣的话，每个人都分享圣灵的感动。
“这是第一次，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马蒂斯说。 “因为敌人就在门口。”
在首都基辅一次类似的会议上，浸信会准备战斗。 三十多名牧师聚集一起讨论事情，一位年长的领导人站起来说，“我们是和平主义者”，并劝说乌克兰无法对抗这样一个邪恶的超级大国。
那并不是很顺利。
“老一辈人仍然在创伤的阴影下，年轻的领袖希望能积极面对这种侵略的行为，”切伦科夫说，他代表武装抵抗运动发言。 “在几个月内，大家的观点就完全改变了。”
谢尔盖·拉库巴说，如果没有迫害的经历，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强调教会讲坛上传讲的非暴力信息。 他以2004年的橙色革命作为起点，当时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示威抗议选举舞弊。 尽管这一行动分裂了福音派——许多人说，他们本该服从掌权的当局——但要作一位忠实的公民这述求在年轻人中引起更多的共鸣。
顿巴斯人发挥了作用。
“2014年，他们说，‘如果我们不保卫自己的国家，有谁会出面？’” 拉库巴说。 “和平主义就在那时开始崩溃。”
八年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承认东南部两个所谓“共和国”的独立。 三天后，他接着发动了一场战争。
44岁的非宗派牧师奥列格·马格迪奇（Oleg Magdich） 领导 一支由80位平民组成的国土防御队做晨祷，其中只有10人参加过战斗。 当俄罗斯士兵接近基辅（Kyiv）时，乌克兰志愿者花了几天的时间用沙子和水泥块建造路障，并在通往城市的桥梁上安装炸药。 他们现在 正准备 重新部署到南部。
奥列格·米罗年科（Oleg Mironenko）最终选择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 他是2014年门诺派兄弟会的两名应征入伍者之一，他首先参与了顿巴斯的防御。 另一位要求参与替代服务。 教会支持他们俩。
神没让他参与直接的战斗，他被指派当炮兵部队的军车驾驶员。 虽然在战争中精神受到创伤，但他也目睹了士兵如何转向耶稣并需要属灵的照顾。
他之后重新入伍，成为一名随军牧师。 另一位门诺派弟兄会信徒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该教派的成员中有许多退伍军人。
“虽然我们教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拿起枪，但我们不会谴责当兵的人，”AMBCU牧师兼扎波罗热新希望中心主任奥列马克辛·奥利夫洛夫斯基（Maxym Oliferovski）说。 “我读过关于和平主义的文章，但那可能不是我的信念。”
自战争第一天起，像浸信会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奥利夫洛夫斯基一直积极为流离失所者安排住处，提供救济和引导疏散。 因临近顿巴斯冲突的前线，他的中心也有基于门诺派信念提供心理辅导的经验。
“很快地，我们的社会将充满愤怒的、受创伤的人，”他说。 “作为社区的盐和光，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能原谅敌人。”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如果可能的话，福音派将处于有利地位。 全国各地的教会都因留下来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士兵）而赢得了赞誉。 谢尔盖·拉库巴说，新教徒在乌克兰军队中的牧师可能比所有东正教徒的总和还要多。
在某些方面，它是重洗派遗产残留的部分。 自独立以来，尽管自2014年之后这数据有减少，但相关人士估计，超过4/5的乌克兰福音派信徒以替代服务或其他豁免方式来代替义务役军事训练。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不持武器的情况下为他们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即使这需要多服一年的役。
不赞成全国抗敌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由于所有18-60岁的成年男性在法律上都被禁止出境，消息人士估计，绝大多数福音派信徒都是以参与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是拿武装战斗来做出贡献。
然而，根据消息来源，如果情势有必要，他们也做好了准备。
在战争初期，宗主教伊皮法纽斯（Metropolitan Epiphanius）就给予乌克兰正教教徒许可。
“因自卫而杀死敌人不是罪，”这位乌克兰正教会的领袖 说 。 “拿着剑闯到我们家的人就会被那把剑杀死。”
新教徒缺乏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机构来发布类似的宣言，但来自福音派的消息并没有对这一立场提出异议。 然而，国际门诺派教徒仍表达了他们对战争的愤怒，坚持了他们的重洗主义的信念。
“当彼得拔出一把刀时，”门诺派世界会议主席在给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基里尔（Kirill）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耶稣告诉他把刀收入鞘。”
但他也谈到了这场阋墙之争中的“双方”。
“我们会效忠于上帝的国度吗？”他问道，“还是向国家、帝国和战争的众神臣服吗？”
门诺派中央委员会在宣传方面更为具体，言论也更广泛。
“我们所有人都是暴力和压迫制度的共犯，”美国和加拿大的执行董事 写道 。 “非暴力方法可以防止战争，并在战争期间为和平而努力。
马蒂斯同意，但强调虽然耶稣的追随者不得使用武器，但这不适用于政府。 教会必须在战前宣讲非暴力，并始终主张和解。 但他说，一旦侵略开始，在面对种族灭绝时，呼吁解除武装将是天真的想法。 武装冲突代表着全球教会的失败，并呼吁所有的信徒为他们未能阻止它而悔改。
至于他的教派，仍在学习重洗派的方式，并与其他教会的成员交流。
“目前的乌克兰门诺派弟兄会可能还不是承接我们历史的传统，”马蒂斯说。 “但是，当他们勇敢地服事并反对邪恶时，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学习。”
同样自豪的是安德鲁·格德特（Andrew Geddert），他是MCC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在乌克兰的国家代表。
“他们在神学上某些方面可能不是那么成熟，但在其他方面更为成熟，因为他们正在运用实际的生活经验来面对这个问题，”格德特说，他于2015年开始和平重建工作。 “这与在学术机构中讨论有很大的不同。”
门诺派教徒和浸信会一样，坚定地支援民族事业。
国营医疗中心已请求他们协助向患者提供食物。 出钱为士兵购买鞋子、手套和防护装备。 在未来的日子里，对心理康复的需求也将非常大。
它们的数目可能仍然很小。 福音派可能已经从他们早期的重洗派精神中走出来了。 但是，在恢复他们自己的重洗派的传统时，门诺派相信他们也有助于乌克兰的复兴。
“我们应该像以前那样，”罗曼·拉库巴说。 “设置农场、治愈灵魂，为世界提供属灵的力量。”
翻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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