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護環境既是聖經教導，也是種見證

我喜歡看大自然紀錄片，尤其是大衛-愛登堡（David Attenborough）解說的自然紀錄片。無論是和孩子們一起觀看，還是自己一人欣賞，我享受著阿爾卑斯山的雪景或海藻叢林的壯麗風光。

但是我注意到，近年來，幾乎每一個關於物種滅絕及生存邊緣掙扎的警世影片到了末尾，都會呼籲人們要有所行動。這些紀錄片呼籲觀眾承擔造成可憐生物的困境的責任，並仔細思考如何在該物種永遠消失前挽救牠們。

我可以理解因見到動物掙扎於生存，認為人類應採取行動的心理衝動。然而，這種敘事訴求背後的道德原則似乎有點模糊，並不那麼理所當然。

許多紀錄片工作者也承認，我們在銀幕上為之驚歎的物種，都經歷過漫長的生存競爭並適應環境才能活到今天。有的時候，紀錄片敘事者甚至會提醒我們，同樣的生存競爭過程也曾導致無數個曾經存在的物種消失滅絕。

無論你相信地球年輕論還是年老論，無論你相信上帝看顧著世界，或單純只有無特殊意義的物理規律在引導歷史，我們都同意不斷地變化、死亡，以及「有利於適應性的物種自然選擇」是地球上的生物的一大特徵。我們看著這一切變化被記錄在引人入勝的紀錄片中，但是，當其中某個物種滅絕時，這種「你我都助紂爲虐」的道德控訴似乎並不完全符合紀錄片製作者的世界觀。

是什麼驅使我們從道德是非的角度來看待北極熊可能滅絕的問題？如果我們把人類行爲排除在外，自然歷史難道沒有充斥著無數滅絕物種的屍骨嗎？難道人類及其行爲不屬於自然的一部分嗎？

一個健全的創造關懷神學

如果我們仔細地傾聽，會發現許多環保主義者似乎在區分好壞上（在功利性還是美學意義上）以及客觀判斷是非對錯方面，有著模棱兩可的觀點。如果世上發生的所有一切都只是「自然進程的一部分」，沒有一個上帝告訴你「關於祂的創造物，有哪些事可做，哪些不可以做（thou shalt not）」——那麼，除了物種的消失對目前生態系統的功能有害外，還有什麼差別呢？我們如何能判斷，看到這些物種永遠消失不僅令人悲傷，而且實際上是種道德錯誤？

如果變化、衝突掙扎和滅絕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沒有什麼超自然的東西/神告訴我們應當（should）怎麼做才是「正確的」，上面所說的關於物種保護的道德控訴背後的依據似乎就並不充分。因此，我常常認爲，自然紀錄片中呼籲人們採取行動的內容不過是訴諸情緒而已，除非我們以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爲基礎——我們正生活在祂的創造物之中，因此我們要對造物主負責、交帳——也許在這樣的基礎上，基督徒在照顧、治理上帝的創造物方面，要比許多其他基督徒及其懷疑者所意識到的更有發言權。

這正是安德魯·J·斯賓塞（Andrew J. Spencer）在《上帝所造的盼望： 虛無時代的管家精神（Hope for God’s Creation: Stewardship in an Age of Futility）》一書所採取的角度。透過思索上帝如何關愛祂的創造物並賦予其價值，以及人類應效法上帝以「管理上帝的創造物為任務」的角度，斯賓塞提供一個紮實的創造關懷神學（theology of creation care）。這本書內容淺顯易懂，適合一般讀者閱讀，但書中的研究和論證均相當充實，也能滿足專業人士的需求。

斯賓塞的背景正是投入這類工作的極好人選。他是位福音派基督教倫理學家，他職業生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核能電力相關產業內，他熟悉圍繞著這些問題的科學及公共政策討論議題，並將這些議題與正統基督教神學的志業相結合。

讀者會欣賞他對「基督教的意識形態有害於環保事業」這類指控從過去至今日所作的總結。此外，讀者能從他如何處理永續能源（sustainable energy）和氣候變遷等特別棘手的問題中學到很多東西──他的主要論點是，基督徒應該接受一種「帕斯卡的賭注（Pascal’s wager）」的態度，視「節約使用能源」和「實現可永續發展的能源」爲一種合算的良善，即使氣候變遷的理論並不像其所預測的那樣準確。

除此之外，斯賓塞還提醒基督徒要警惕意識形態所驅動的環保主義。這種環保主義將複雜的問題扁平化，並爲使用緊急權力來重塑現代社會秩序提供正當化的理由──他稱這類環保主義爲只憑「很大的概念」來解決環境的問題——這種區分有助於基督徒辨別許多被偷偷夾帶至討論內的別有用心的動機。

但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爲基督徒提供充分的理由，讓基督徒為著信仰的使命以全面且審慎的方式來關愛受造物。不過，關於斯賓塞如何做到這一點，容我再多做解釋。斯賓塞並不認爲「關愛受造物」本身是教會使命的一部分。相反的，他認爲關愛受造物是將信仰與我們時代的文化和道德情感處境化的重要方式之ㄧ。

一種新的道德貨幣

雖然斯賓塞沒有直接地闡述這一觀點，他的論點與近來西方在基督教色彩日益淡化的同時卻變得越來越在意靈性/靈命這一現象相契合——而認知到這一現象十分重要。

作家塔拉·伊莎貝拉·伯頓（Tara Isabella Burton）指出，在當前基督宗教主流地位的遲暮之年，我們正在目睹另類的靈性爆發。在不信仰上帝的情況下，這些靈性上的信仰有助於給人們一種歸屬感和目標感。在這個拒絕「超越性的真理」的時代，人們仍渴望被某種比自己更偉大的東西所吸引。更有甚者，他們渴望能夠掌握善惡道德的標準，並確保自己站在歷史上正確的一邊。

這並不是說「環境保護」僅僅是一種缺乏正當道德基礎的潮流。斯賓塞提出基督徒需要將保護環境視為「管家職責」的充分理由。正如他所指出的，聖經確實宣稱 「萬物藉著基督被造，又是為祂而造」，並且萬物靠著祂得以維繫（歌羅西書 1:16-17）。

但值得強調的是，對我們社會中許多人來說，關心環境這件事在西方基督教社會裡，扮演著以往公共宗教所扮演的功能。對環境的關注給予參與者「意義和目的」（人類不得在自然過程中傷害自然），明確地界定英雄和罪犯的界限（倡議分子和開明的科學家在一邊，石油鉅頭和消費文化則在對立面），也提供明確的贖罪方式（宣揚碳信用額度制度、植樹造林和提倡循環利用）。通過這種方式，對環境的關愛可以激起人們的心理共鳴，並爲社會秩序提供ㄧ種共同的基礎。

我們可以視這種「將保護環境置於人類需求之上」的做法為一種新的「高舉大自然為神」的新異教主義（Neopaganism）。正如斯賓塞所指出的，這的確是環保主義的一種趨勢。但是，對於環保行動主義如今已成爲我們文化中的一種主要道德貨幣，這一趨勢意味著，出於宣教的動機和在公共場域做見證的需求，基督徒需要更加小心明辨，同時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工作。

正因如此，斯賓塞的著作是我們今天正需要的資源。無論你喜不喜歡，對懷疑論者或那些正在「解構」他們信仰的人，他們很可能並不是因爲覺得基督教主張的真理不可信而排斥基督教。相反地，更有可能的是，他們發現基督徒的信仰及基督徒對於「我們應如何在這世上生活」的看法令人無法接受。在他們看來，許多這類信仰所倡導的生活方式實際上「並不良善，也不可取。」

當然，上帝真實良善的作為及關於祂自身的啟示並沒有任何錯誤。但基督徒需要對「後基督教時代」裡不斷變化的社會想象有一定的敏感度──我們從我們的社會（而非基督信仰）中繼承而來的信念如何深刻地塑造我們認為可信或可取的事（使我們認為某些行為、價值觀是基督教的教導，但實際上並不是）。

冷靜而清醒的盼望

我有一位朋友在阿姆斯特丹牧會，他經常和人分享氣候變遷議題對他所處環境中的多數人而言是多麼緊迫和重要的問題。如果基督徒在這個議題上保持沉默，或一昧指責環保運動的意識形態是種過度的偶像崇拜，基督徒就會毫無必要地將自己和福音孤立於公共領域的討論外。斯賓塞的書爲基督徒提供一種謹慎地參與環保議題的方式，讓基督徒認識到我們既能深切關注環境問題，且能為相關議題的討論做出貢獻。

以斯賓塞在書中提到的幾項貢獻爲例：基督信仰對人類基本尊嚴的信念和對窮人的關懷可以幫助抵抗「替代能源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試圖限制發展中國家透過使用便宜的化石燃料提高生活品質的努力。基督教對自由意志的堅持有助於引導人們努力在自由市場尋找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而不落入「透過極權控制來徹底改造社會」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可以在這個為環境焦慮的時代爲人們帶來冷靜而清醒的盼望，甚至可以培養人們有明智的消費方式及不浪費資源的習慣，以我們的行為指向我們所信靠的上帝確實是「生命的賜予者和維護者」。

一些讀者可能不會同意斯賓塞對某些特定科學問題的看法，或懷疑氣候變遷政策中是否真的有某種陰謀計畫在作用。或者，讀者可能會指責他的建議不夠深入。但無論如何，所有讀者都能從他的堅持中收穫一些東西：爲了信仰和使命，基督教不需要成爲我們環境問題的一部分。相反的，在這些問題上，基督教能夠提供的東西比我們的社會所認知的還要更多。

丹尼斯·格里森（Dennis Greeson）是貝爾法斯特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Belfast）的聖經交織中心（BibleMesh Institute）所長、計畫協調員和研究助理。他也是即將出版的《基督在文化中之道：一個對於整體生命的異象 （The Way of Christ in Culture: A Vision for All of Life）》一書的合著者之一。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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