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教父們與奴隸制的關係

福音派基督徒該如何看待奴隸制和曾經肯定奴隸制的幾位福音派英雄？歷史學家肖恩·麥克格弗（Sean McGever）的新書《所有權：愛德華茲、衛斯理和懷特腓德的福音派奴隸制遺產》幫助我們以歷史的求真性和基督般的謙卑來面對這些問題。

對許多美國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而言，奴隸制問題根本算不上什麼「問題」。畢竟，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已宣布奴隸制為非法行為（至少在法律上）。我們也確實對人口販賣和血汗工廠等讓人聯想到奴隸制等行徑深惡痛絕。我們讚美過去的福音派領袖，如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他們日以繼夜地奔波於反奴隸制的運動。我們的教派如今也不再像美國內戰前那樣因奴隸制而分裂。我們慶幸地得出結論，奴隸制已成為歷史的遠影。

雖然這些主張中有部分是正確的，但這類說詞存在兩個問題。首先，奴隸制仍然是極多美國人（其中許多人是基督徒）關注的問題。就像猶太人和穆斯林對基督徒向自己祖先犯下的暴行（如集體迫害和十字軍東征）帶有一種歷史感，ㄧ種「群體記憶」那樣，許多美國黑人對其祖先遭受的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其他形式的不公平待遇也懷有一種記憶。因此，他們將奴隸制及其後遺症視為痛苦的現實。

其次，許多白人福音派英雄與奴隸制有著複雜的關係，這一事實可能會使我們在現代做見證變得更複雜。當我們尊崇這些歷史人物為像基督般的高尚楷模，但將他們擁有奴隸這個事實（假設我們敢/願意提及這件事）視為一種微小的人格瑕疵，只是那個年代「每個人都會做的事」時，我們向這個世界傳遞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信息？

在《所有權》一書中，作者透過研究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這三位18世紀的人物的事蹟，幫助讀者正視這些問題。這三位18世紀的人物可以說是現代福音派的創立者，他們都曾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肯定過奴隸制，但只有一人（衛斯理）後來改變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制度下行事

《所有權》一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了愛德華茲、衛斯理和懷特腓德所出生的那個有著奴隸制的世界，以及奴隸制在那個時代的地位。第二部分探討了愛德華茲、衛斯理和懷特腓德分別如何參與在奴隸制裡。第三部分探討了衛斯理如何開始反對奴隸制及隨後的行動。第四部分則根據每位領袖與奴隸制的關係，探討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

本書簡短地介紹了每位領袖的人生故事，然後進入兩個滿載歷史背景的章節：一個是奴隸制的歷史，一個是英國和清教徒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在這一章中，作者描述了直到17世紀基督教內普遍存在的態度，如他形容的，「奴隸制存在於世上，是罪和邪惡的結果，⋯⋯最好的行動方式是在這個制度下行事」。

愛德華茲、衛斯理和懷特腓德自然而然地採納了這個觀點。在他們的牧師培訓中，當他們研究英國和清教徒作家關於奴隸制的共識時，他們很可能接收以下這類教誨：白人基督徒必須避免不當獲取奴隸（「偷人」是被禁止的，但戰俘或奴隸的後代是允許的）；奴隸主及奴隸的關係必須以基督徒的美德為指導（奴隸要順從，主人要溫和適當）；應該向奴隸傳福音，但皈依並不意味著解放。

在這個框架出現前，西方基督教傳統已有類似的思想長達好幾個世紀。因奴隸制悠久的歷史，每個人從出生至與周圍的社會經濟世界打交道，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奴隸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愛德華茲在英國殖民時期的麻薩諸塞州傳教，被譽為美國最重要的福音派神學家。他的幾位弟子（包括他的一個兒子小喬納森）因反對奴隸制的強烈立場而聞名，而他們的立場皆站立在愛德華茲的倫理著作上。然而，愛德華茲本人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作品/思想中蘊含的反奴隸制的精神。

愛德華茲和妻子莎拉曾擁有過許多非洲黑人，包括1731年買來的14歲女孩維納斯和1756年買來的3歲男孩提多。雖然那個時代在處理遺產時可以選擇廢除自己名下擁有的奴隸的身份——例如，莎拉的母親在1740年去世時，就安排釋放她的奴隸，但愛德華茲夫婦並沒有為小提多選擇廢除奴隸身份，在他們於1758年去世後，小提多被過繼給他們的長子提摩太。

從本質上而言，愛德華茲與奴隸制的關係遵循了當時的文化規範/常態。雖然他的著作使許多人在他死後的幾十年後開始反對奴隸制，但他的榜樣並沒有實踐他的理想。

懷特腓德的例子更令人不安。這位著名的佈道家在北美傳教的早期，並沒有完全支持喬治亞州將奴隸制合法化（喬治亞州自1733年殖民地成立以來，奴隸制就被宣佈為非法）。

懷特腓德在薩凡納市（Savannah）管理一間名為貝塞斯達（Bethesda，意思是「仁慈之家」）的孤兒院。貝塞斯達是懷特腓德一生的核心事工之一，但維持孤兒院的嚴峻經濟現實使他重新考慮奴隸制，將其視為解決孤兒院經濟困境的一種選擇。隨著時間推移，他逐漸相信黑人奴隸比白人契約僕人更適合在喬治亞州炎熱的夏天工作，而且白人契約僕人的僱用成本要高得多。

懷特腓德沿著一種與威廉·威伯福斯相反的軌跡，很快就成為喬治亞州和英國著名的「支持奴隸制」的遊說者，他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宣傳活動，直到1751年殖民地將奴隸制合法化。到他1770年去世時，他擁有49名奴隸，都與他的孤兒院有關。雖然懷特腓德是位傑出的佈道家，但作者揭示出，懷特腓德是位目光短淺的商人，由於資金處理不當，他不得不依靠奴隸勞動來維持他「心愛的貝塞斯達」的生存。

在這三人中，約翰·衛斯理與奴隸制的關係最為突出，作者用大量篇幅講述他漫長而緩慢的覺醒過程。衛斯理在1730年代中期訪問美國南方的英國殖民地之前，從未接觸過奴隸制。在那裡，他和他的兄弟查爾斯了解到一些奴隸主的殘暴行為。

然而，衛斯理的反應並不是呼籲社會變革，而是加倍努力地向奴隸傳福音。在他領導英國衛理公會運動的近40年時間裡，他沒有寫過任何關於反對奴隸制主題的文章。如作者所言，這種沉默揭示了他社會良知中的一個重大盲點。

然而，衛斯理擁有愛德華茲和懷特腓德都沒有的恩賜：長壽（前兩人皆於50多歲過世）。當衛斯理年近七十時，他開始認真閱讀反奴隸制的著作，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他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他首先反對一切形式的奴隸買賣，呼籲奴隸販子立即辭職。80多歲時，他開始支持全面解放奴隸。

儘管我們應該感恩至少其中一位福音派元老走上反對奴隸制的道路，但他花了50 年的時間才完成這一過程，這令人震驚，並證明了一個事實，即罪惡的文化常態極難從社會裡根除。

他們和我們的盲點

作者以親切的口吻敘述愛德華茲、懷特腓德和衛斯理的歷史。雖然他明確指出他們支持奴隸制的行為是可鄙的，但他沒有對此做出激烈的譴責。相反的，我們謙卑地認識到，福音派教父們和我們一樣，都是有嚴重缺陷的基督徒。他們可能已經達到神學上敏銳、聖潔和福音宣講的高度，但他們也是身為一個人參與在一個充滿道德難題和邪惡的體制中。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他們是失敗的英雄，在講述他們的故事時，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複雜性。

說到底，《所有權》為讀者帶來深刻的歷史感，讓我們認識到，即使是我們之中最優秀的基督徒，他們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習俗也能以後人可能會感到不安的方式塑造、影響他們。當歷史被這樣書寫時，我們自然會捫心自問：「我的道德盲點是什麼，我的教會和群體的盲點又是什麼？」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以本書的四重框架為模式，引導讀者自我反省：我們是否繼承了一些在聖經和倫理上有問題的文化？我們是如何讓這些文化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我們可以採取哪些行動，以更像基督的方式去愛我們的鄰舍？我們要為後代子孫留下什麼樣的文化/屬靈遺產？

雖然以這種方式審視歷史並非沒有缺陷，但作者認為，透過失敗的英雄敘事來進行謙卑的自我審視，對基督徒個人和整體教會都是有益的。罪惡的心有無窮的資源及能量，罪惡的模式也非常難以改變。作者在書中的教導應有助於教會追求宗教改革所強調的semper reformanda——也就是根據神的話語「永不間斷地改革」。

羅伯特·W·考德威爾三世（Robert W. Caldwell III）是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會史教授。他也是《Theologies of the American Revivalists: From Whitefield to Finney.》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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