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國化」並非本土化而是政治化

對中國的基督徒來說，12月是最具挑戰性但也最有盼望的一個月。

2023年聖誕節前，第十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個五年一度的大會選出官方認可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名義上的中國基督教協會的新領導人。中共最高政治顧問和政治局常委王滬寧要求這些組織嚴格監督教會，確保它們堅定不移地忠於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下，中國基督教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一項新的五年計劃（《深入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年）》），重點是「堅持我國基督教中國化方向，把基督教中國化做深做細做實，辦好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中國教會。」同時，中國政府設立的全新且全面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於2024年1月1日開始施行，其中第二十二條針對宗教團體明確規定：「國家鼓勵並支持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宗教教職員和信教群眾的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和愛國情感，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教會繼續面臨逼迫

去年整個12月份，中國當局再次竭力遏制和打擊教會內外的聖誕慶祝活動，禁止學生和其他人參加聖誕活動，並拘留一些家庭教會領袖，阻止他們組織聚會。

然而，多數教會，包括官方認可的教會和未註冊的家庭教會，仍舉行平安夜和聖誕節的崇拜。北京錫安教會和其他家庭教會在Zoom和其他平台上舉辦的線上佈道音樂會有相當高的藝術水準。基督徒們在社群媒體上謹慎地分享：儘管目前中國教會正處於「嚴冬」，仍然有許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禮。

這場「寒冬」始於五年多前。2018年12月，中國政府官員和警察關閉了成都的秋雨聖約教會，拘留幾位教會領袖，一年後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非法經營罪」判處該教會牧師王怡九年有期徒刑。這次鎮壓是根據新的宗教政策開展的剷除「家庭教會」的計畫的一部分。

這項政策於2017年推出，正式名稱為「中國化」，是習近平執政時期的特色政策，有別於其前任的「相互適應」與「和諧社會」理念。西方媒體和學術界通常將這個術語翻譯為「Sinicization（漢化）」，但這個翻譯帶有解釋性，既不精確且有誤導性。「漢化」的意思是與華人文化認同，特別是與中國本土漢族多數人的語言、習俗、規範和民族認同趨同。然而，習近平的「中國化」的主要目標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馴化——即確保宗教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國家的服從。

正如孔子所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我建議用更直白的英文翻譯——「Chinafication」——來形容當前的「中國化」宗教政策。有些學者已經開始用「Chinafication」來形容中國在國際金融和市場領域的影響力，或是一種涵蓋「政府大力介入」的發展思維。簡而言之，「中國化」是習近平領導下的官方宗教政策，其主旨是確保宗教服從黨國的領導。

中國今日的政教關係

許多西方人可能不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制中，黨的政策高於國家法律，凌駕於憲法之上。「中國化」政策導致國家頒布一系列行政法規和措施，包括大幅擴增條文後於2018年生效的《宗教事務條例》。

這些規定要求所有教會若不在宗教事務局登記並接受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監督，就必須解散，而這個「三自」委員會是黨國控制基督新教的延伸機構。

自2018年以來，中國當局已關閉大量拒絕服從的家庭教會聚會點，包括著名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北京錫安教會、廣州榮桂裡教會和廈門巡司頂教會。公然反抗的家庭教會領導人受到人身騷擾、旅行限制、巨額罰款、驅逐住所、刑事拘留和監禁等懲罰。近日還有一位家庭教會牧師被判處長達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除了屈服或對抗的選擇，多數家庭教會選擇分成較小的群體謹慎地聚會。自2000年代以來，一些家庭教會試圖在不加入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情況下，透過向政府登記的方式公開進行宗教活動。如今，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再次回到地下。

「中國化」政策適用於自1979年以來黨國在改革開放時代允許合法運作的五大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道教是唯一起源於中國並保持著濃厚中華特色的宗教，但它仍必須經歷「中國化」，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這項政策與其說是「漢化」，不如說主要是為了讓宗教組織服從中共的領導 。

在新的「中國化」政策下，宗教場所必須升國旗，張貼「愛黨，愛國，愛宗教」等標語和海報。針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措施則更為極端，政府拆除了許多教堂（包括「三自」系統教會的教堂）和清真寺，並將一些教堂和清真寺改建成中國傳統風格的建築。

除了剷除家庭教會，「中國化」政策主要透過由中共統戰部和國家宗教事務局（後者自2018年起已併入前者）直接控制的宗教協會來實施。2018年，五個宗教協會（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新教）分別制定落實中國化政策的五年計畫。

基督教兩會（三自愛國委員會和基督教協會）的第一個中國化五年規劃(2017-2022年)包括對基督教領袖和神學院學生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用中國文化術語重新解釋聖經，並準備重新翻譯聖經。兩會組織一系列座談會、講道比賽及徵文比賽，以促進基督教的「中國化」。

自1980年起，「中國化」一詞就已出現在中文文獻中，但其含義已發生變化。它最初被用來區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原本思想，並為鄧小平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轉向資本主義的決策辯護。

然而，從改革開放年代延續至今的唯一「中國特色」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不容置疑的執政黨地位。在1980和1990年代的思想解放時期，一些宗教學者也用「中國化」這個詞來描述佛教被中國文化吸納的漫長過程。這些學者論證的一個重點問題是，佛教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及之後完全服從於中國皇權的過程後，是否已失去其宗教使命或特性。

自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神學研究院和中國福音會的共同創始人趙天恩（Jonathan Tien-en Chao 1938–2004）博士提出並闡述了「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會國度化。第一化有關中華民族，第二化有關中國文化，第三化有關華人教會。「三化異象」激勵起中國和海外很多基督徒投入福音使命。

然而，基督教在中國的迅速崛起令一些共產黨官員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感到震驚。他們擔心基督教「一教獨大」，正在成為中國唯一的主導宗教，並可能成為共產黨統治的最大威脅，就像太平天國在1850和1860年代為大清帝國統治帶來的威脅一樣。戰鬥的無神論者對宗教事務管理部門的失控進行猛烈的抨擊，也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基督教的學術研究進行嚴厲的批判。

在2012年習近平升任共產黨總書記前後，一些中國宗教研究學者，如北京大學宗教學教授張志剛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公開呼籲基督教必須「中國化」。

他們認為，基督教的本土化、在地化或處境化都不足以應對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並且已走向錯誤的方向。為了對抗三化異象，他們提出基督教必須「中國化」——即必須被馴化——就像歷史上的佛教那樣。他們建議派遣並且親自率領佛教學者和和尚到基督教神學院和教會去講授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和成功經驗。

宗教事務官員熱情地響應這些學者的號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領袖也表示接受。經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宗教事務官員和三自教會領導人幾年的實驗和共同努力，2015年習近平首次採納此一口號。在2016年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宣稱，所有宗教都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最終，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把「中國化」確立為他統治下的中國宗教政策的特色。

此後，黨國領導下的各個相關部門和學術界，包括戰鬥的無神論者皆歸隊，共同推行「中國化」。然而，人們對「中國化」的解釋卻不盡相同甚至大相逕庭。在過去五年的政策執行中，強硬派對「馴化」的解讀佔了上風，另一些人則仍側重文化理解。有些學者甚至轉危為機，例如試圖藉機擴大宗教經典研究或多種宗教經典的比較研究。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宗教社會學家趙文詞（Richard Madsen）將兩種不同的中國化做出了區分，他認為由信徒「自下而上」的「中國化」過程持續發生著。相較之下，由國家推動的「自上而下」的「中國化」則一直帶有當權者的特定政治議程。如果將後者翻譯為「Chinafication」，相信能減少使用Sinicization一詞所帶來的混淆。

其實，中國的基督徒，無論是官方認可的三自教會，或是地下的家庭教會，都不反對文化意義上的基督教「中國化」或「漢化」(Sinicization)——包括基督教在現代中國於文化上的認同、社會上的本土化和神學上的處境化。

中國的基督徒在有效地使用現代漢語、選擇性地採納和改造傳統習俗、根據基督教重新解釋中國傳統上的靈性術語和觀念等方面已經取得豐碩成果。我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一篇短文裡推薦的五本關於基督教「漢化」的英文書，只是這整個「漢化」過程的紀錄裡的一小部分。事實上，基督教已經如此好地「漢化」，以至於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產生吸引力。在未來的幾十年內，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可能會超過所有其他國家。

中國家庭教會的未來

自習近平於2022年10月開始第三個任期以來，已經過了一年多。全國性宗教團體最初的五年規劃早已過期。直到2023年12月中下旬，全國各個宗教的工作會議才發布第二套中國化五年規劃。新的基督教規劃開宗明義地承認，上一個五年規劃的實施進展有限，包括人們對此的關注度不夠、工作流於表面化、缺乏具備足夠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人進行經文闡釋等。新的規劃包括一長串施行「中國化」的措施。未來幾年將落實哪些措施，尚待觀察。

五年前，我曾在《今日基督教》的一篇英文文章中提出這個問題：「中國家庭教會能否在政府最新的鎮壓行動中倖存下來？」根據我的觀察，我如今的答案是肯定的。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家庭教會要舉行數百人以上的現場崇拜聚會已經變得非常困難，但要舉行數十人參加的聚會並非不可能。人們聚會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一些基督教會採取遊擊戰術，經常變換聚會地點。如果他們的聚會被警察和宗教事務官員發現，可能會遭到破壞和驅散。教會領袖可能會被拘留或罰款。然而，中國基督徒仍堅持遵守「不可停止聚會（希伯來書10:25）」的教導。

同時，許多家庭教會在COVID-19封控之前、期間和之後都保持並擴大線上敬拜和禱告聚會。我曾見証過許多基督徒在Zoom上舉辦的聚會，有時參與者高達數百人，甚至上千人。更重要的是，教會領袖持續為新信徒施洗、建立新的教會。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國農村地區的基督徒養成了每天早晨5點鐘舉行禱告會的習慣，這些禱告會推動了席捲這片廣大土地的基督教復興。現在，成都的秋雨聖約教會除了主日禮拜和佈道會外，還在網路上組織每天下午五點鐘的禱告會。王怡牧師和其他囚犯在那個時段可能會有獄中放風時間，能與監獄外的人同時禱告。

越來越多來自中國其他地區以及海外的人們加入了這個「中國的下午五點鐘」的禱告會。他們相信齊心熱切的禱告能改變人心、改變教會、改變社區、改變國家，甚至改變世界。

楊鳳崗（Fenggang Yang）是普渡（Purdue）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和宗教與普世東方中心的創始主任。他著有《中國的宗教：共產黨統治下的生存與復興》一書。

翻譯：Yiting Tsai，校對：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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