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并非本土化而是政治化

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12月是最具挑战性但也最有盼望的一个月。

2023年圣诞节前，第十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五年一度的大会选出官方认可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名义上的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新领导人。中共最高政治顾问和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要求这些组织严格监督教会，确保它们坚定不移地忠于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新的五年计划（《深入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重点是“坚持我国基督教中国化方向，把基督教中国化做深做细做实，办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教会。”同时，中国政府设立的全新且全面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于2024年1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第二十二条针对宗教团体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并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宗教教职员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教会继续面临逼迫

去年整个12月份，中国当局再次竭力遏制和打击教会内外的圣诞庆祝活动，禁止学生和其他人参加圣诞活动，并拘留一些家庭教会领袖，阻止他们组织聚会。

然而，多数教会，包括官方认可的教会和未注册的家庭教会，仍举行平安夜和圣诞节的崇拜。北京锡安教会和其他家庭教会在Zoom和其他平台上举办的线上布道音乐会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基督徒们在社群媒体上谨慎地分享：尽管目前中国教会正处于“严冬”，仍然有许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礼。

这场“寒冬”始于五年多前。 2018年12月，中国政府官员和警察关闭了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拘留几位教会领袖，一年后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该教会牧师王怡九年有期徒刑。这次镇压是根据新的宗教政策开展的铲除“家庭教会”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项政策于2017年推出，正式名称为“中国化”，是习近平执政时期的特色政策，有别于其前任的“相互适应”与“和谐社会”理念。西方媒体和学术界通常将这个术语翻译为“Sinicization”（“汉化”），但这个翻译带有解释性，既不精确且有误导性。 “汉化”的意思是与华人文化认同，特别是与中国本土汉族多数人的语言、习俗、规范和民族认同趋同。然而，习近平的“中国化”的主要目标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驯化——即确保宗教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的服从。

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我建议用更直白的英文翻译——“Chinafication”——来形容当前的“中国化”宗教政策。有些学者已经开始用“Chinafication”来形容中国在国际金融和市场领域的影响力，或是一种涵盖”政府大力介入”的发展思维。简而言之，“中国化”是习近平领导下的官方宗教政策，其主旨是确保宗教服从党国的领导。

中国今日的政教关系

许多西方人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党的政策高于国家法律，凌驾于宪法之上。 “中国化”政策导致国家颁布一系列行政法规和措施，包括大幅扩增条文后于2018年生效的《宗教事务条例》。

这些规定要求所有教会若不在宗教事务局登记并接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监督，就必须解散，而这个”三自”委员会是党国控制基督新教的延伸机构。

自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已关闭大量拒绝服从的家庭教会聚会点，包括著名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北京锡安教会、广州荣桂里教会和厦门巡司顶教会。公然反抗的家庭教会领导人受到人身骚扰、旅行限制、巨额罚款、驱逐住所、刑事拘留和监禁等惩罚。近日还有一位家庭教会牧师被判处长达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除了屈服或对抗的选择，多数家庭教会选择分成较小的群体谨慎地聚会。自2000 年代以来，一些家庭教会试图在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情况下，透过向政府登记的方式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如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回到地下。

“中国化”政策适用于自1979年以来党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允许合法运作的五大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道教是唯一起源于中国并保持着浓厚中华特色的宗教，但它仍必须经历“中国化”，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这项政策与其说是“汉化”，不如说主要是为了让宗教组织服从中共的领导。

在新的“中国化”政策下，宗教场所必须升国旗，张贴“爱党，爱国，爱宗教”等标语和海报。针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措施则更为极端，政府拆除了许多教堂（包括“三自”系统教会的教堂）和清真寺，并将一些教堂和清真寺改建成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

除了铲除家庭教会，“中国化”政策主要透过由中共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后者自2018年起已并入前者）直接控制的宗教协会来实施。 2018年，五个宗教协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分别制定落实中国化政策的五年计划。

基督教两会（三自爱国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的第一个中国化五年规划（2017-2022年）包括对基督教领袖和神学院学生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用中国文化术语重新解释圣经，并准备重新翻译圣经。两会组织一系列座谈会、讲道比赛及征文比赛，以促进基督教的“中国化”。

自1980年起，“中国化”一词就已出现在中文文献中，但其含义已发生变化。它最初被用来区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思想，并为邓小平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决策辩护。

然而，从改革开放年代延续至今的唯一“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容置疑的执政党地位。在 1980和1990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一些宗教学者也用“中国化”这个词来描述佛教被中国文化吸纳的漫长过程。这些学者论证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佛教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及之后完全服从于中国皇权的过程后，是否已失去其宗教使命或特性。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神学研究院和中国福音会的共同创始人赵天恩（Jonathan Tien-en Chao 1938–2004）博士提出并阐述了“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第一化有关中华民族，第二化有关中国文化，第三化有关华人教会。 “三化异象”激励起中国和海外很多基督徒投入福音使命。

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令一些共产党官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震惊。他们担心基督教“一教独大”，正在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宗教，并可能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最大威胁，就像太平天国在1850和1860年代为大清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一样。战斗的无神论者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失控进行猛烈的抨击，也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的学术研究进行严厉的批判。

在2012年习近平升任共产党总书记前后，一些中国宗教研究学者，如北京大学宗教学教授张志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公开呼吁基督教必须“中国化”。

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本土化、在地化或处境化都不足以应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并且已走向错误的方向。为了对抗“三化异象”，他们提出基督教必须“中国化”——即必须被驯化——就像历史上的佛教那样。他们建议派遣并且亲自率领佛教学者和和尚到基督教神学院和教会去讲授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和成功经验。

宗教事务官员热情地响应这些学者的号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袖也表示接受。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宗教事务官员和三自教会领导人几年的实验和共同努力，2015年习近平首次采纳此一口号。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宣称，所有宗教都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最终，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把“中国化”确立为他治下的中国宗教政策的特色。

此后，党国领导下的各个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包括战斗的无神论者皆归队，共同推行“中国化”。然而，人们对“中国化”的解释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过去五年的政策执行中，强硬派对“驯化”的解读占了上风，另一些人则仍侧重文化理解。有些学者甚至转危为机，例如试图借机扩大宗教经典研究或多种宗教经典的比较研究。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宗教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将两种不同的中国化做出了区分，他认为由信徒“自下而上”的“中国化”过程持续发生着。相较之下，由国家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中国化”则一直带有当权者的特定政治议程。如果将后者翻译为“Chinafication”，相信能减少使用“Sinicization”一词所带来的混淆。

其实，中国的基督徒，无论是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或是地下的家庭教会，都不反对文化意义上的基督教“中国化”或“汉化”(Sinicization)——包括基督教在现代中国于文化上的认同、社会上的本土化和神学上的处境化。

中国的基督徒在有效地使用现代汉语、选择性地采纳和改造传统习俗、根据基督教重新解释中国传统上的灵性术语和观念等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我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一篇短文里推荐的五本关于基督教“汉化”的英文书，只是这整个“汉化”过程的纪录里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基督教已经如此好地“汉化”，以至于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产生吸引力。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可能会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

自习近平于2022年10月开始第三个任期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多。全国性宗教团体最初的五年规划早已过期。直到2023年12月中下旬，全国各个宗教的工作会议才发布第二套中国化五年规划。新的基督教规划开宗明义地承认，上一个五年规划的实施进展有限，包括人们对此的关注度不够、工作流于表面化、缺乏具备足够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人进行经文阐释等。新的规划包括一长串施行“中国化”的措施。未来几年将落实哪些措施，尚待观察。

五年前，我曾在《今日基督教》的一篇英文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家庭教会能否在政府最新的镇压行动中幸存下来？”根据我的观察，我如今的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要举行数百人以上的现场崇拜聚会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但要举行数十人参加的聚会并非不可能。人们聚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基督教会采取游击战术，经常变换聚会地点。如果他们的聚会被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发现，可能会遭到破坏和驱散。教会领袖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然而，中国基督徒仍坚持遵守“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25）”的教导。

同时，许多家庭教会在COVID-19封控之前、期间和之后都保持并扩大线上敬拜和祷告聚会。我曾见证过许多基督徒在Zoom上举办的聚会，有时参与者高达数百人，甚至上千人。更重要的是，教会领袖持续为新信徒施洗、建立新的教会。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督徒养成了每天早晨5点钟举行祷告会的习惯，这些祷告会推动了席卷这片广大土地的基督教复兴。现在，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除了主日礼拜和布道会外，还在网路上组织每天下午五点钟的祷告会。王怡牧师和其他囚犯在那个时段可能会有狱中放风时间，能与监狱外的人同时祷告。

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其他地区以及海外的人们加入了这个“中国的下午五点钟”的祷告会。他们相信齐心热切的祷告能改变人心、改变教会、改变社区、改变国家，甚至改变世界。

杨凤岗（Fenggang Yang）是普渡（Purdue）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宗教与普世东方中心的创始主任。他著有《中国的宗教：共产党统治下的生存与复兴》一书。

翻译：Yiting Tsai，校对：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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