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凯勒想向全球教会学习，甚至是世俗化的欧洲

当提摩太·凯勒于2014年拜访罗马时，他向这座城市的牧师发表演讲，在意大利参议院为基督教做护教演说，并回答了欧洲最大的大学罗马大学（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学生的问题。

身为一个在罗马大学旁建立教会的牧师，看到凯勒在我的文化处境中传福音，我感到很震惊。在那个校园里，我和我的妻子分发传单、举办野餐、与学生互动，并带领其中一些人做出人生第一个祷告。两年前，一群学生聚集在学校的中央草坪上，就“上帝是否存在”展开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我尽自己的全力与一位无神论教授对话，为基督信仰说好话。

当凯勒举办广泛的Q&A环节，回答学生们提出的最棘手的问题时，我十分佩服他回答问题时的深思熟虑，也很欣赏他的仆人姿态。凯勒卷起袖子，与我们的同工一起服事，并乐于接受年轻的、世俗的意大利人的拷问。

像以上这样的时刻，正是他心胸宽广、谦逊的灵魂的一个侧写——凯勒因此得到了众多欧洲基督教领袖的尊重。在凯勒身上，欧洲领袖们在这个实用主义（pragmatism）挂帅的科技时代里见识到神学坚定不移的特性，也在这个分裂的时代中看到一颗愿意和解的心；更在这个传道人被试探把福音简化为“心灵鸡汤”和“实用的人生建议”的时代里对福音有新的深刻体悟。

国际福音派学生团契前秘书长林赛·布朗（Lindsay Brown）说：“凯勒是他那一代人里最重要的北美福音派代言人先驱，”凯勒的去世让布朗想起约翰·斯托得的葬礼：2011年，神学家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向斯托得表示敬意时，称斯托得为“是西方最伟大的人，也是最谦卑的人。”

“对于凯勒，我也会说一样的话，”布朗说。 “凯勒以身为例的展现伙伴关系的精神。他对圣经真理有坚定的信念，但他是充满恩典地、富有同情心地应用这些真理。”

细心的欧洲人会注意到欧洲基督教如何塑造了凯勒在神学上的多重面向：从改革宗和清教徒到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动人布道、约翰·牛顿（John Newton）的福音派灵修，从荷兰神学家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和亚伯拉罕·凯柏（Abraham Kuyper）到20世纪中期的牛津作家，如鲁益师（C.S. Lewis）和J·R·R·托尔金（J.R.R. Tolkien）。

当凯勒于1980年代面临在纽约建立教会的挑战时，他从上一代伦敦牧师的榜样中获得灵感：他们证明位于城市中心的教会可以透过释经讲道得着各领域的职业人士。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的诸灵堂（All Souls church）、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的威斯敏斯特礼拜堂，和迪克·卢卡斯（Dick Lucas）的St. Helen's Bishopsgate教会皆激励着凯勒——就像凯勒所建立的救赎主长老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将在一个世代过去后为欧洲人带来希望，知道他们的城市也能为福音所得着。

对于第一希腊福音教会牧师乔蒂斯·坎塔齐斯（Giotis Kantartzis）来说，“宣教性的建立教会”是个新的概念。他承认：“我从未在我的人生和事工经历中见过一个新的教会是出于有意为之而建立的，而不是因为分裂或因为‘建堂容易’而建立的。”他也承认，自己对于“发展一个福音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成立多间教会并建立一个训练领袖和满足雅典市及外来移民需求的教会网路”这个想法感到焦虑。

自那时起，第一希腊福音教会已为希腊职业人士、伊朗移民，和住在雅典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区——Exarcheia社区里年轻的社会运动人士建立教会。

“看到上帝在纽约做的事，以及凯勒撰写的各种分析城市的论文，对我如何发展这座城市的福音运动愿景起了决定性的启发和塑造作用，”坎塔齐斯表示。

对葡萄牙里斯本浸信会的牧师（兼庞克摇滚歌手）蒂亚戈·卡瓦科（Tiago Cavaco）而言，凯勒对教会的愿景和著作帮助他发展参与自身文化的方式。当时，卡瓦科已曾举办活动与非基督徒思想家进行对话。 “当我开始关注凯勒时，我意识到他有一种更加成熟和经验丰富的方式，虽然凯勒牧养的是纽约，但他的理论、方式同样适用于葡萄牙。”

卡瓦科强调，凯勒的“聆听（文化）态度”，是能与欧洲人互动的关键。 “凯勒是个罕见的例子，他身为一个成功的美国传道人，能为普见的欧洲基督教经验——满满的失落感——提供榜样，凯勒完全接受‘身为基督徒’在与他不同的文化处境下所具有的不同意义，”他说。 “凯勒毫无高人一等的姿态或假意的恭维，全神贯注的聆听我们的文化处境。”

凯勒鼓励美国人采取同样的姿态，向全球教会学习，甚至是只有着为数不多的教会、世俗化后的欧洲。在2018年欧洲建教会计划者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福音的轨迹（Movements of the Gospel）》里，凯勒说：“我们必须关注欧洲教会，从她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美国）也越来越受到同样的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影响。”

“凯勒认为，我们欧洲人正处于一个新的、更加世俗化和多元宗教的时代的‘前线’。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实际且真实的观点，也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观点，”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位牧师提姆·弗鲁格登希尔（Tim Vreugdenhil）说。凯勒开创了一种互动式传福音的方式，来触及生活于荷兰首都的职业人士。

“凯勒帮助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神学家和建堂者不是‘（欧洲基督教）的最后一代人’，而是‘另一种基督教’的先驱者：这种基督教虽然规模和数量上渺小了许多，但若上帝愿意，这样的基督教在传福音方面能有更深的影响力。”

凯勒的经验和谦逊吸引了欧洲的基督教领袖们参加由他创立的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机构所举办的特会，City to City的宗旨是为全球大城市装备下一代教会。无论是在巴黎的大教堂讲道或是在克拉科夫的电影院，凯勒似乎都游刃有余。

其他几位欧洲领袖也对凯勒在欧洲的访问印象深刻。

罗马布雷奇亚教会的牧师李奥纳多·德基里科（Leonardo de Chirico）发文致敬这位他称之为“全球福音派的参考书”的牧师时，提醒读者凯勒身上有意大利基因及文化遗产。

“当凯勒来到罗马时，在城市的嘈杂声和他所品尝的味道中，他坦言，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一切感官上的体验，让他恍如重新经历了一次小时候和他的移民父母参加教会周日午餐时的嘈杂声和美味餐点，”德基里科写道。

其他人则觉得凯勒帮助他们更多地欣赏自己的文化处境。

“凯勒教我如何去爱都柏林，”都柏林一位建堂传道人Seán Mullan说。 “他知道福音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传播方式，并且尊重这一点。”

对于帮助创立Ciutat Nova教会的Xavier Memba来说，凯勒帮助他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他在巴塞罗纳的事工。

他说：“接受凯勒的培训让我对身处现代世界的教会有了新的视角——现代教会必须适应自己身处的地方的文化及城市处境，同时不忘记福音的核心信息。”

北欧的基督教领袖也赞同这一点。

“我们许多在挪威的人深深感激凯勒丰厚的属灵遗产——他的教导既吸引又挑战着我们，”NLA大学学院克里斯蒂安桑市的副教授Lars Dahle补充道。 “凯勒是一位以福音为中心的传道人、让大家合一的领袖，及充满策略的宣教士。”

凯勒于5月19日逝世，这对许多欧洲人来说是心痛的损失。凯勒身为城市宣教士、福音派神学家，和全球教会领袖的“参考书”的影响力是难以取代的。但受凯勒影响的这些领袖们已了解到，需要无数个教会共同的努力才能让福音触及一个城市，并且也需要许多不同的声音（想法）才能映射出耶稣永恒迷人的福音。

“我们的团队在100多个城市进行传福音活动和门徒训练，受益于凯勒所编写的教材，”卢克·格林伍德（Luke Greenwood），一个以创意方式接触欧洲青年的宣教组织Steiger的欧洲负责人说。 “凯勒对非基督徒的心，以及他那颗愿意亲自与人展开困难对话的心，是我们事工坚实的学习榜样及神学框架的来源。

City to City欧洲区的建堂者蒂姆·库玛（Tim Coomar）表示，近年来，凯勒一直在努力确保他离世后，他的事工能持续下去。

“当我们为凯勒的逝世哀悼，怀疑我们能如何让事工继续前进时，我认为凯勒已准备好了一切，纵然也许没有人能做到他所做的，但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能将他的事工发展得更深及更远。”

勒内·布雷尔（René Breuel ）是意大利罗马霍佩拉教会（Hopera Church）的创始牧师，也是《幸福的悖论》的作者。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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