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的从死里复活还是假新闻？

1960年左右，在刚果共和国，一个名叫特蕾莎（Thérèse）的两岁女孩被蛇咬伤。她疾声呼救，但当她的母亲安托瓦内（Antoinette）赶到时，特蕾莎已经不省人事，她的呼吸似乎已经停止了。她们的村子无法提供任何医疗救护，安托瓦内只能把小特蕾莎系在背上，赶紧跑向比邻的村庄。

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资料，脑细胞在氧气的供应被中断后不到5分钟就会开始死亡，这情况称为缺氧。超过六分钟的脑缺氧会导致严重的脑损伤或死亡。考虑到距离和地形的因素，安托瓦内估计，她们可能需要三个小时才能抵达下一个村庄。即使能到达，她的女儿很可能已经死了，或会有严重的脑损伤。

因此，安托瓦内马上找到她的朋友可可·恩戈马·莫伊塞（Coco Ngoma Moyise），他是邻村一名传道人。他们为这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女孩祷告，她立即就开始恢复呼吸。到了第二天，她就好了——没有长期的后遗症，也没有脑损伤。今天，特蕾莎不但拥有硕士学位，而且在刚果担任牧师。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身为一个西方人，我自然会产生怀疑，但却很难否认。因为特蕾莎是我的小姨子，安托瓦内是我的岳母。

相较之下，今年2月（原文刊登于2019年），南非传道人阿夫·鲁考（Alph Lukau）一段影片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因为他的教会里似乎有人从死里复活。鲁考声称他只是为棺材里失去意识的人祷告。但无论谁该为这起事件负责，这显然是一场骗局。据称，棺材是由一家殡仪馆员工冒充成顾客，从另一家殡仪馆购买来的，而灵车则是向第三家殡仪馆借来的。但关键是，没有一家殡仪馆看到所谓死者的尸体。

这段看似死人复活的影片很快就被揭穿了，许多非洲教会领袖谴责鲁考的行径。尽管如此，关于此类事件的问题和隐忧依然存在。

Image: Courtesy of Craig Keener

泰蕾兹（右）和她的母亲安托瓦内特（中）以及作者的妻子梅迪娜（左）。

我的妻子是非洲人，我在非洲教过书，也将许多非洲基督徒视为亲人或朋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看待神迹的方式也引起我正向的质疑。基督教在非洲有预言性领袖的传统，几乎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对“神人（man of God）”都非常的尊重。但正因神迹会吸引群众的注意，许多教会领袖就会特别强调神迹奇事。网路使消息的传播更加普遍，因此，若教会领袖能公开展示他拥有行神迹的能力，就能获得超乎想像的成功。教会能控制奇迹发生的设置及任何可能的场景，导致伪造的事件比比皆是，即使是我那些信奉神迹的非洲五旬节教派的朋友也悲鸣于欺诈性神迹的泛滥。

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分辨神迹的真伪？

错误的冷嘲热讽

基督徒使用“神迹”这个词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若我们为病愈或伤后的复原感谢上帝，这是正确的，无论整个过程是否极具戏剧性。当我们为手术的成功或免疫系统发挥作用向上帝表达感谢时，我们不需要称这是透过奇迹的方式发生的。

同时，我们也不该把这个词局限在超自然现象里。圣经里说，上帝用吹了一整夜的强劲东风分开了红海（出埃及记14:21）。但是，仅仅因为我们如今认知到此事件在大自然里发生的可能性，就误判这只是一起偶然的自然事件，让以色列人侥幸在干地上走过。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些广为人知，据称是奇迹的事件呢？当我们不认识目击者并缺乏其他证据时，我们不得不忍受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但是，若有机会研究有确凿证据的神迹案例，则能帮助我们在面对奇迹事件时，理解并调整自己于“轻易受骗”或“没有信心”两种状态间。

如果一些非洲基督徒倾向太过轻易的接受所谓的神迹事件，那许多我们这些在世俗的西方世界的人则倾向总是否认神迹的可能性。根植于18世纪自然神论者（Deists）和自然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理念，我们的反超自然主义（anti-supernaturalism）倾向使我们否定所有的神迹。这样做的好处是，若这些事件稍后被证明是假的，至少我们不会因为误信而尴尬。

在整个教会历史里皆有死人复活的纪录。例如，在第二世纪末，爱任纽（Irenaeus）主教以法国一间正统教会经常发生复活事件为例证，来指责诺斯底派（Gnosticism）信仰里缺乏神迹。复活也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22册里列载的神迹之一。约翰·卫斯理也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记录一个明显死亡的人因着他人的祷告而复活，这件事发生在1742年12月25日。

多数发生在20世纪初的见证现今已无法被证实，但偶尔仍会有一些证据被保留下来。例如，1907年，在五旬节运动初期的阿苏萨街大复兴（Azusa Street Revival）开始后的一年，这场属灵复兴兴办的报纸，《使徒信心报》报导一位名叫尤拉·威尔逊（Eula Wilson）的复活，他原先的失明也在这过程中被治愈。

我最初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但《使徒信心报》引用的消息来源，即是另一份报纸《拿撒勒信使报》，记载了同样的故事，只是没有提到他的视觉被医治。我直觉地认为《使徒信心报》只是美化了最初的报导。虽然这种美化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对这个事件来说，《拿撒勒信使报》也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就是《威奇托鹰报》。它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就刊登了这篇新闻，并包括主治医生的证词，以及威尔逊的失明得到痊愈的纪录。

近年，有不少发生在西方的复活事件被拍成了基督教电影，如安娜贝尔·毕恩（Annabel Beam）（《来自天堂的奇迹》）和浸信会牧师唐·派博（Don Piper）（《去过天堂九十分钟》）的事件。这两个故事虽都很鼓舞人心，但两者都不是什么胜利凯歌：毕恩在获得这出奇的医治之前，曾经历过难以想像的苦楚，而派博也在康复的过程中遭受极大的痛苦。如果复活的见证被用来募款或让某位牧师得到名声，谨慎以对的态度是比较明智的。但在以上两者的情况里，并没有明显的自我炫耀的动机。

另一部纪录复活事件的电影《不可能的奇迹》于2019年复活节上映。该片根据乔伊斯·史密斯（Joyce Smith）《破茧而出》一书改编拍摄，讲述了乔伊斯正值青春期的儿子约翰的经历。约翰溺水后，医生肯特·萨特尔（Kent Sutterer）无法救活男孩，在他放弃希望的同时，约翰的母亲却在绝望中开始祷告。就在那一刻，约翰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医生认为他后来的完全康复非常不可思议。

像萨特尔这样的医学专家的见证，更进一步排除对复活事件直觉性的怀疑。在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行医的心脏病专家查恩西·克兰多（Chauncey Crandall）内心突然有感动为一个已经昏死没有反应约40分钟的人祷告。克兰多当时认为这个叫杰夫·马金（Jeff Markin）的人已经回天乏术了。

尽管他已签署马金的死亡证明，且马金的四肢已开始变黑，克兰多还是大声为马金祷告。然后，他叫另一位同事再次用除颤器（AED）电击马金；电击后，马金的心脏立即开始跳动。马金事后完全康复了，并成为基督徒，如今，他与克兰多医生一同见证上帝为他所做的一切。

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但这故事背后还有一些重要的背景。这并不是克兰多第一次为死人复活祷告。在此之前，他自己的儿子查德死于白血病。克兰多凭着信心为查德的复活祷告。但查德并没有苏醒。面对几乎击倒他的失望，克兰多抉择于要远离上帝还是继续信靠祂。他选择了后者，因此当上帝呼召他为马金祷告时，他照做了。

除此之外，不仅仅是医生见证了病人的复活。有时，他们自己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 2008年10月24日，澳大利亚卡尔古利医院（Kalgoorlie Hospital）的一般科主任肖恩·乔治（Sean George）遭遇致命的心脏病。他的心脏骤然停止了1小时又25分钟，心电图直线了整整 37分钟没有动静。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医生，她赶到现场并为他祷告，就在那时，他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康复后，他仍继续担任医生。乔治把完整的医疗文件资料分享在网路上。

在非洲的复活事件

至于那些发生在西方以外的复活事件呢？在非洲有没有可靠的复活事件？

由于非洲许多地方缺乏医疗设施，神迹的存在更有其必要性，但也更难被记录下来。不过，这些地方的人们往往更熟悉人体死后会呈现的状态，如肢体僵硬或没有脉搏和呼吸，因为他们比西方人与逝者能有更多的接触。虽然我们可能无法以临床观点来判断一个人“有多死”，在这些地方发生的复活案例仍然很重要，无论我们用什么术语来描述它们。

我在奈及利亚工作的前三个夏季，我一位叫做里奥·巴瓦（Leo Bawa）的朋友是个宣教研究员，拥有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当我在为撰写一本关于神迹的新书进行研究时，我问巴瓦是否见过任何神迹。他回答：“不多。”然后给了我七页的目击证词。

其中一个经历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在巴瓦从事研究的一个村庄，一些非基督徒邻居把他们死去的孩子带来给他，问他是否可以帮忙。他祷告了几个小时后，把复活的孩子交还给他们。我推断这可能是一次误诊的死亡，于是问他曾为死人祷告过几次。他说他之前只做过一次；他在他最要好的朋友死去后为他祷告，但那位朋友却没有复活。然而，在这个非基督教的村里，巴瓦相信上帝回应了他为基督的名所做的祷告。

其他的神迹则似乎根本不需要任何祷告就发生了。我在奈及利亚的时候认识了提摩太·奥洛纳德（Timothy Olonade），这个人身上有个显目的疤痕，我从来没问过他由来。认识他几年后，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包括我在奈及利亚的医生，告诉我奥洛纳德的故事，我稍后对他作进一步的证实。

1985年12月，奥洛纳德在一次正面对撞的车祸中丧生。在医院被宣布死亡后，他被送往停尸间。几个小时后，一名工人进去搬动其他的尸体时，发现奥洛纳德正在动。医院的医生也傻眼了，他预计奥洛纳德至少会有永久性的脑损伤。但他完全康复了，他的颌面外科医生认为这是个奇迹。如今，奥洛纳德是一名圣公会的牧师，也是奈及利亚宣教事工的领袖。

另有些故事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的阿约德吉·阿德武亚（Ayodeji Adewuya）博士在一次学术会议中相遇，我在会议上报告了发生在全球的一些神迹事件。会上有几位西方教授对我提出质疑，这是可以理解的，然后阿德武亚站起来，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他的儿子在1981年出生时即被宣告死亡。然而，经过半个小时的祷告，婴儿恢复了气息，也没有遭受脑损伤。这个儿子如今拥有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的硕士学位，以及一个康奈尔大学（Cornell）的硕士学位。

我的妻子来自刚果共和国（是非洲两个名为刚果的国家中较小的那一个），我采访了她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的叙述都很可信，并且经过多位独立证人的证实。

以艾伯特·比苏埃苏埃（Albert Bissouessoue）的故事为例。艾伯特是刚果福音教会的执事，也是我小叔的岳父。当他在刚果北部的埃托姆比（Etoumbi）担任学校督导员时，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有天，一群人把一个女孩的尸体带到他的住所，告诉他女孩在大约八小时前死亡。他们首先把她带去传统巫医那，巫医用动物献祭，然后把动物的血抹在女孩的身上，试图让她复活，但却徒劳无效。艾伯特责备他们怎没有先来寻求永生的真神，然后祷告了约半个小时，孩子就活过来了。

如你所料，这个事件在埃托姆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此，当有另一个孩子死亡时，人们又来找艾伯特。不巧的是，他不在城里，所以他们要他的妻子朱利安（Julienne）来祷告。当她祷告时，这个孩子也立即复活了。朱利安自己也很震惊，她说，上帝在那一刻就是赐给她信心而已。当我问艾伯特和朱利安是否曾为其他死者祷告时，他们说这是仅有的两次经验。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在这个社区为自己的名做见证所做的奇事。

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岳母和小姨子的故事。由于我对她们的了解，她们的故事比其他任何叙述都更能让我重新思考我原本的西方怀疑藐视式思维。

神迹扮演的角色

对于伪造的神迹事件的解药并不是全然拒绝神迹的可能性。当我们听到（甚至经历）一个神奇的事件时，我们必须谨慎，既不接受所有的神迹都是真的的说法，也不把它们都当作是假的。因为现实比我们所认知的要复杂得多。

但什么样的谨慎才是适当的？虽然没有一个公式可以让我们检验所有的神迹故事，但我开始注意到一种模式。

伪造性的神迹往往只会在让其宣传者获利的地方盛行。这就是我们在文章前段提及的南非人鲁考的故事里看到的情况。是的，一些基督徒会过度淡化神迹，但其他人也需要停止将神迹高举为最重要的事工，或将其视为得到神的认可的象征，特别是在涉及领导权和教导的时候。

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8里列出属灵恩赐时，他实际上将教导的恩赐放在神迹前面。 《以弗所书》4:11的希腊文原文将牧师与教师并称，教牧书信则将教导能力列为事奉的先决条件（提摩太前书3:2，提摩太后书2:24，提多书1:9）。行神迹的能力在任何地方都不是《圣经》对事奉的要求（或必要的认可）。有人甚至可能有行神迹的恩赐，但却不一定是个好老师。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属灵恩赐（使徒行传19:9-12），但拥有某种恩赐并不能保证会带出另一种。

相较之下，可信且充满戏剧张力的神迹最常出现在福音尚未触及的地方——正如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的记载。在这些情况下，神迹有助于宣扬我们信仰的根基，而不是造就某人或某团体的欲望或需求。神迹让我们预尝即将到来的神国度的美妙。因此，耶稣的赶鬼揭示了神国度的临近（路加福音11:20）；耶稣引用以赛亚描述“终极的恢复”的同等语言来描述祂的医治（路7:22）。然而，神国度的全然实现仍然是未来式。即使是真正的属灵恩赐也是有限的。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林前13:9）。

当上帝在我们的生活里行动时，我们应该为祂作证，但若可以，我们也该提供验证的方式。如果耶稣敦促麻风病患者遵循经文的规定，向祭司覆核他所得到的医治（马可福音1:44），那么我们在能行的情况下覆核神迹也是合宜的。这样一来，思想开放的人即使不完全认识做证的人、无法照单全收他们的话，仍然可以因看到上帝的作为而感到敬畏。

额外更多的评估也的确有帮助。例如，假教师经常为了钱财而剥削人（耶利米书6:13，弥迦书3:11，彼得后书2:3），并跟人们说他们想听的话（提摩太后书4:3-4）。耶稣警告我们，辨别先知的分法是根据他们所结的果实，而不是他们的恩赐（马太福音7:15-23）。检视看看，某个神迹发生后结出的果实是什么？上帝的恩赐是好的，其主要目的是造就基督的身体，而不是我们的声誉（林前12-14）。多数耶稣所行的神迹，如医病、赶鬼、平息风浪等，都证实着祂的怜悯心及大能。

此外，真正的恩赐应是为了荣耀耶稣而存在（林前12:3，约翰一书4:1-6）。 《使徒行传》表明，神迹所得到的赞誉全部属于耶稣，而不是施行神迹的人，因为神迹证明了基督的福音（使3:12-13；14:3）。

事实上，《圣经》里有许多例子，提及那些领受了圣灵恩赐却不顺服上帝的人，如巴兰和参孙。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扫罗，他决心要杀死大卫，结果却摔倒在地并说了预言。这并不是因为扫罗很敬虔，而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那个地方很强大（撒母耳记上19:20-24）。

今日，不是每个宣称复活的神迹事件都是真的。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大多数的人死了就是死了。即使是那些奇迹般复活的人，如拉撒路，最终还是会死；根据定义，我们凡人身体所有的治愈都是暂时的。然而，这样的奇迹确实提醒了我们，在世上传道时使死人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被高举的主。祂至今依然偶尔会赐下预示着未来的征兆，提醒我们，在基督里，复活的盼望正等着我们所有相信祂的人。

克雷格·基纳（Craig Keener）是阿斯伯理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F.M.和Ada Thompson圣经研究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加拉太书》评注：新剑桥《圣经》评注系列（Galatians : A Commentary from the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ies series） （Baker Academic, 2019）。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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