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悲剧后美国人仍然会听布道， 但其语调已不再一样

珍珠港被炸后，美国人依靠某些哀悼仪式来处理所受的震惊。 60年后，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他们再次转向这些仪式。

美国人急切地想了解这场悲剧，消费了各种形式的媒体报道。 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政治领导人向公众保证，国家将振作起来，然后将军事行动确定为主要的报复机制。 而美国人去教堂是因为，正如梅丽莎·马特斯（Melissa Matthes）在《悲伤来临时：从珍珠港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布道力量》中所解释的那样，“在暴力发生后，在礼拜场所聚集默哀，似乎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做法。”

悲剧发生时，美国人从熟悉的事物中找到安慰。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的政府学教授马特斯阅读了数千篇布道，以此准备这本书。她从中发现了安慰的模式，这并不令人惊讶。 但马特斯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关注危机中的安慰话语。 本书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她解释了新教牧师如何调整他们的修辞策略，以应对二战后宗教政治格局变革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教牧人员对珍珠港和9/11事件的不同反应尤其具有启发性。 在日本袭击夏威夷之后，新教教牧人员呼吁反省，特别要求会众反思他们如何推波助澜，创造了这个世界，令暴力可能发生。 马特斯认为，大多数新教牧师都小心翼翼地保持发出自己的道德声音。即使他们支持对等、适度的军事反制，也拒绝将美国的军事行动说成是替天行道。 60年后，讲道偏离了这一先知性路线，牧师们转而诉诸崇尚胜利的公民宗教，鼓吹美国之善以及军事行动带来的救赎力量。

1941年和2001年布道辞令之间的差异体现了新教内部这段时间发生的更广泛的变化。 在她著作所涉及的80年里，马特斯描述了牧师们，特别是白人新教徒的特点。他们太关注教会在民众生活中退居次位，以至于在讲台上反复重申并推动国家的权力斗争。 虽然教牧人员期望与国家有更紧密的联系，以此恢复教会的公共职能，但马特斯认为，这种做法最终导致牧师们失去了他们的先知之声，从而失去了为国家提供道德方向的能力。

从忏悔性的反思到自满的公民宗教

马特斯所解读的二战后美国的核心，是教会在危机时期的文化地位决定了牧师们布道中所采用的语调和主旨。 当新教教会在本世纪中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时，神职人员认为他们有权利和责任来影响公共事务。 牧师们满怀信心，精心设计布道，挑战会众，使之恢复基督教价值观。 此外，由于他们确信教会在公共空间很重要，教牧人员认为（这么做）不会像马特斯所说的那样“使美国和基督教崩溃”。

但随着新教地位下降，牧师们受教会人数减少和世俗主义发展的打击，开始怀疑他们的干预是否能于救赎文化有益。 为了重建影响力，马特斯有效地论证出新教 “丧失了它的预言能力”，转而寻求 “讨好国家，利用国家的机制和程序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和权威”。

书中许多对比值得留意，最有趣的一个也许是马特斯描述了新教徒如何应对两个杀人犯酿成的惨剧。这两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和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 在约翰-F-肯尼迪遇刺后，教牧人员立即引导会众将反省纳入他们的哀悼中。 他们尤其希望会众看到，奥斯瓦尔德是一个 “典型的美国人”，他成年时正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他的仇恨和暴力来自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而他们（指会众——译者注）至少要对创造这个社会负部分责任。

这种文化衰退具有破坏性，究其原因，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保守的新教徒通常归其咎于将上帝从公共场所移除，而自由派则指责教会放弃了公共职责。 即便如此，这个时代的新教徒们还是同意，除非基督徒重塑强大的公共灵性，否则国家将继续陷入卑劣的行为。

马特斯认为，三十年后，在蒂莫西·麦克维因炸毁俄克拉荷马城的穆拉联邦大楼而被捕后，新教牧师不再能够带领国家进行反省。 尽管麦克维与奥斯瓦尔德相似，都是在美国中心地带长大的退伍军人，但公众很少愿意思考美国文化如何促成了1995年的暴力极端主义。 教会领导人跟其他一些人一样，迅速将麦克维的行为定性为与美国方式相悖，而选择强调救援人员和救死扶伤的医生所体现出的国民良善。 对马特斯来说，教会放弃忏悔性的反思而选择自满的公民宗教，表明新教徒已经逐渐习惯于将他们的观点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相结合。

马特斯描绘了20世纪末新教领导人对政治权力的态度变化，也将这个时代的种族互动描述为一个悲剧的连续体，有色人种社区在其中一直被视为“异类”。 危机揭示了有色人种社区地位的缺失，因为那些感受到政府拘禁的痛苦（日裔美国人）、暴力死亡的痛苦（马丁路德金二世被暗杀）或虐待的痛苦（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人很少看到其他美国人把他们的损失当作全国性的悲剧。 这种伤痛的隔断使美国人的生活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因为它使许多白人牧师无法理解，被压迫社区的人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愤怒反应是对社会改革的呼声。

阅读马特斯的书，很难不把种族视为真正包容的美国公民宗教的最大障碍。 在二战后的美国，有时种族正义的障碍包括白人基督徒，他们有意和积极地将有色人种社区视为“他们”，而不是“我们”。 当某些南方浸信会的牧师反对林登-约翰逊总统下令下半旗致敬，以纪念金牧师时，情况就是如此。 在其他场合，“黑人的悲痛应该保持低调”——这一信息不那么直截了当，但危害依然不小。 对马特斯来说，许多美国白人草率地宣布种族不是像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和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这样手无寸铁的黑人受害者死亡的因素，表明黑人的悲痛继续被贬低。

独立而有思想的讲台

尽管马特斯经常讨论那些引发争议的热点问题，但她能在众多信息来源中保持专注，有自信来处理这些主题。 因此，她对哀悼和政治之间交集的描述充满深思熟虑，有很多值得赞赏的地方。

不过，即便如此，这个话题并非没有挑战。 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有学者都面临困难，在对大型宗教社区的信仰和实践进行分类时，如何在不忽视显著差异的情况下找出共同特征。 虽然马特斯在梳理美国新教的概括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一些读者还是会希望她对教派和意识形态的特点给予更多关注。 她的分析将肯定会受益于对浸礼会、门诺派和其他教派更彻底的研究，这些教派认为与国家的密切联系有悖于教会的使命。

同样，马特斯描写了白人基督徒对非裔美国人缺乏同情。尽管这很重要，提醒了我们教会在社会层面的失败，但也存在像历史学家、路德宗牧师马丁·马蒂（Martin Marty）这样的白人新教领袖，他们参加塞尔玛游行，经常倡导民权，并将黑人的悲伤视为一个美国全国性问题。 也许这些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是个例，并不影响本书的论证，但将它们纳入其中无疑会让读者更清楚地感受到美国新教内部存在的多样性。

尽管有这些偶尔的疏漏，《悲伤来临时》还是对教会的公共存在在当代美国的演变过程做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马特斯看到新教徒放弃了先知性的呼召，为此感到悲哀。她的结论是，民主国家需要独立和有思想的讲台。 教会坚定不移地追求公共地位，在教会内外都有影响。这是本书恰当的结尾提醒人们注意的。

Kaith Bates是联合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他是《原教旨主义主流化：约翰·赖斯和原教旨主义的公开重现》的作者。

翻译：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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