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同性恋运动”之后又如何？... ... 回到原点

“你知道吗，迈克，我曾经是同性恋，”我说。

当这些话从我嘴里笨拙地落下时，迈克的刷子停下来了。 1997年夏天，当我开始攻读历史神学博士学位时，他正在粉刷我圣路易斯的那个公寓，即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询问了我的学业情况，我们开始讨论信仰问题。 迈克向我解释，他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去教堂，因为他是同性恋。

“我知道他们说那本是不应该发生的，”在扔下那个重磅炸弹之后，我继续说。 “但这是我的故事。” 麦克饶有兴趣地盯着我，他把油漆罐放下，轻轻地把刷子放在罐子的边缘。

回顾这次遭遇，我可以看到，它具有后来被称为脱离同性恋运动（ex-gay movement，“脱同”）的所有特征，而我曾经是该运动的热心支持者。 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使用了该运动的台词：“我曾经是同性恋”。 这句话暗示我不再是同性恋了。 我有一个见证，一个关于挣脱同性恋的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在那一刻，我和以前一样只被其他男人吸引。 我仍然处于金赛量表（Kinsey scale）的顶端。自1940年代以来，研究人员一直用它来划分性取向。 说我“脱同”的原因是我使用了相关的台词。 我曾试图说服自己，我是直男，患有一种疾病，一种可治愈的疾病，即同性恋。 一个治愈当中的状况。

我的术语演习是转换疗法（conversion therapy）的一个组成部分。 “出埃及国际”（Exodus International）的第一任执行董事艾伦·梅丁格（Alan Medinger）将其描述为 “自我认知的改变，即个人不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 这都是关于身份的问题。 是见证定义人。 而且，“脱同”框架内，我并没有撒谎，我不过在宣称我的一个新的现实。

我曾是一个“脱同”者。

1976年“出埃及国际”的出现，使福音派走上了一条治愈同性恋的希望之路。 创始人弗兰克·沃顿（Frank Worthen）解释说：“当我们创立出‘埃及国际’时，预设前提是上帝可以将你从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 随之而来的是对数十万名人类试验对象长达数十年的实验。 在“出埃及国际”总裁艾伦·钱伯斯（Alan Chambers）2012年发表声明，称超过99%的客户没有经历过性取向的改变后，该运动就崩溃了。

虽然治愈的范式失败了，但它仍然在我们中间阴魂不散，因为主流教派中的一些人试图将其方法制度化。 最近，保守的英国圣公会和长老会就某人是否可以声称拥有“同性恋身份”进行了辩论，这只是多年来在教会走廊里回荡的类似争议的最新一轮。 毕竟，放弃同性恋的自我认知是转换疗法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这种做法的一个果效是，它规定非异性恋的信徒要躲在面具后面，假装自己不是同性恋。 这是修复过程的一部分。

但这种神学创新的发展较晚。 在有“脱同”的治疗范式之前，有一个更古老的正统观念，其中包括照顾非异性恋信徒的基督教范式。

我一直在想，当亨利·努文（Henri Nouwen）写到关怀和治疗之间的区别时，他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同性取向问题。 在传记《受伤的先知》中，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rd）记录了努文如何在他的密友圈中讨论作为独身主义者的经历。 努文曾尝试用心理学和宗教的方法来改变性取向，但无济于事。 他知道，出于对神的顺服，他不能让自己发生性关系。 但他的道路上充满了孤独和未完成的渴望，还有许多泪水。

在《旅途中的面包》中，他写道：“关怀是与人相处、同哭、患难、共情。 关怀就是同情。 它道出真相，对方是我的兄弟姐妹，是人，是凡人，是脆弱的，就像自己一样。”

他强调说：“我们常常无法治愈，但总是能够关怀。”

包括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在内的福音派领袖，帮助奠定了牧者关怀范式的基础。 斯托特——这位被BBC称为”新教教皇”的神学家和作家认为，性取向仍然是一个人内核的一部分。 早在1982年，斯托特就在《今日基督徒面临的问题》中写道：“在每一次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中，我们必须严格区分这种‘存在’和‘行为’，也就是说，区分一个人的身份和活动、性偏好和性实践、本质和行为”。

对斯托特来说，同性取向是信徒身份的一部分——一个堕落的部分，但福音并没有抹去它，而是让它谦卑。

这种观点甚至比斯托特还要早。 鲁益师（C. S. Lewis）在1954年写给范谢顿（Sheldon Vanauken）的信中谈到了一个“虔诚的男同性恋者”，此人并没有明显的自我矛盾。 鲁益师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亚瑟·格里夫斯（Arthur Greeves）是同性恋。 鲁益师称他为“第一个朋友”，并向他明确表示，格里夫斯的性取向永远不会成为他们友谊中的一个问题。 他们一起度假。 鲁益师寄给格里夫斯的信件汇编成《他们站在一起》，长达592页。

在美国，当1969年纽约石墙暴动宣布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诞生时，正统的新教徒已经在问，《圣经》为同性恋者提供了什么积极的愿景。 1970年校园团契出版社以笔名出版的书籍《爱的回报：一个基督徒同性恋者的信》描绘了一条关爱之路，并由斯托特推广。 该书的独身同性恋圣公会作者解释说，他在写这本书时仍是处子之身。

福音派的领导人知道一段需要思量的历史，充满了虐待。 在1968年写给一位欧洲牧师的信中，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为教会参与排挤同性恋者而感到悲哀。 这位牧师看到不少于六个同性恋者自杀，他寻求薛华的建议。 薛华哀叹道：”同性恋者往往被排挤出人类生活（尤其是正统的教会生活），即使他并无同性恋行为。” “我认为，这既残酷又错误。” 事实上，薛华的事工吸引了与基督教角力的同性恋者。

他这样的领袖厌恶的是滥用职权的宗教领袖。 当老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 Sr.）私下里向薛华提到同性恋者的挑战时，薛华评论说，这个问题很复杂。 正如薛华的儿子弗兰克在接受NPR采访时以及在其《为神疯狂》一书中所叙述的那样，法威尔随后反击道：“如果我有一只狗做了他们所做的事，我会射杀它”。 法威尔的言语中没有幽默。

事后，弗朗西斯·薛华对他的儿子说：“那个人真让人恶心”。

“性的罪（sin）不是唯一的罪，”斯托特在《问题》中写道，“甚至也不一定是最严重的罪；骄傲和虚伪肯定更糟糕。”

1980年，斯托特召集了一次英国圣公会福音派人士的聚会，以制定对同性恋人群的牧养方法。 他们带头公开忏悔自己对同性恋者的罪。 在一份声明中，这些领袖宣称：“我们因伤人的‘恐同症’而忏悔......它使我们中的许多人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呼吁基督徒肢体进行类似的忏悔。”

在大众舆论仍然对同性恋者抱有强烈偏见的时候，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忏悔。 那时还不是21世纪，现在，许多基督教领袖忏悔，以便在颂扬一切美妙事物的文化中显得相关和包容。 斯托特和这些福音派领袖一定在为他们伤害邻居和基督里的兄弟姐妹的方式而真正感到悲痛。 该声明特别呼吁，应接受合格而不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同性恋者，作为按立牧师的候选人。

在那五年以前，许多人对葛培理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类似言论感到震惊，其中一些言论在1975年被《亚特兰大日报-宪章报》报道。 葛培理曾被问及他是否会支持同性恋者被任命为基督教牧师。 他曾回答说，若有某些资格，他们“应该根据个人的优点而被考虑”。 具体而言，文章提到了“远离罪，接受基督，在悔改后将自己献给基督和事工，并接受适当的培训”。

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同性恋者提供了一个正面的异象。 “在同性恋中，”鲁益师向范谢顿解释说，“就像在其他每一个磨难中一样，[上帝的作为]可以得到彰显。” 他继续说：“每一种残缺都隐藏着一种呼召，只要我们能找到它，它就会‘变为荣耀的得着’”。

鲁益师问道：“同性恋者的积极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是任何一个信仰耶稣的同性恋者都会问的问题。

我们听到的答案往往是简单的“没有”。

没有性生活。 没有约会。 没有恋爱关系。 通常，没有担任领导角色。

在像我这样的人听起来，我们的职业就是“没有”，正如伊芙·图什内特（Eve Tushnet）在2012年《美国保守派》（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的一篇文章中解释的。

什么是“有”的召唤？ 福音给同性恋者在基督里的正面异象是什么？

当我审视鲁益师、薛华、葛培理和斯托特的生活和事工时，最突出的是他们带来了一个关于耶稣的异象：耶稣，他的拯救大能。 耶稣，他洗净我们，使我们洁净。 耶稣，他把我们带入上帝的家庭。 耶稣，他掩盖了羞耻，宽恕了罪恶。 耶稣，他呼唤我们的名字。 耶稣，他看到我们一路泥泞，却仍然希望与我们建立关系。 耶稣，他与我们一起受苦，并为我们受苦。 耶稣，他挑战我们，为他的国度而活。 耶稣，他给予新的生命和其中所有的喜悦。 耶稣，他是那田地里的宝藏，我们为之变卖了一切。 耶稣，他是我们身上的那个宝藏，永远无法被拿走。

这就是耶稣，他破土而出的国度将我们卷进他在宇宙间的作为中，比我们更大。 在基督里，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大的叙事中。

耶稣不是实现异性恋和舒适家庭生活的手段。 他就是神本身，我们被造的目的。 有了这位真正的神，希望的中心不在今生的异性恋，而在将来我们站在救主面前的时刻。

如果没有这种与救主的关系，无论是对异性恋者还是对同性恋者而言，谈论《圣经》中的性道德都没有意义。 没有同性恋者会接受这样的伦理，除非他们爱上耶稣。 一颗被恩典打动的心不仅愿意，而且渴望跟随为我们而死的那位。

薛华、斯托特和葛培理都曾表示，他们都相信有些人天生就是同性恋。 所有这些基督教领袖也都坚持对《圣经》中的性道德的历史解读。 这当然意味着尽力过符合神设计的创造模式的生活。 除了不同性别的两个人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中的结合之外，他们中都不支持信徒间其它方式的性结合。 但他们接近同性恋者的姿态是谦卑的。

他们的异象并没有将人们压平到我们不想要的性冲动中。 相反，他们认识到，同性取向的信徒最大的挣扎可能不是性方面的罪，而是给予和接受爱的能力。 因此，他们强调了对教会团体的需要；对深入、长期的友谊的需要；对兄弟情谊的需要，即使在独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斯托特本人是独身主义者，他解释说：“同性恋状况的核心是对互爱的深刻而自然的渴求，对身份的寻求和对完整的渴望。 如果同性恋者不能在当地的‘教会家庭’中找到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使用这种说法。”

鲁益师、薛华、葛培理和斯托特也将同性恋状况视为一种无法选择的取向，不能期望在今生得到改变。 他们对同性恋者的情感和关系需求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薛华在1968年的信中坚持认为，教会需要成为教会，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个人”。

在NPR的采访中，弗兰克·薛华描述他父亲的瑞士事工 L’Abri 为一个“欢迎同性恋者——包括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地方”。 他补充说：“没有人告诉他们必须改变，或者他们是可怕的人。 你知道吗，他们走的时候都看到了我的父亲基督一般的同情心。”

1978年，旧金山的一个正统长老会被起诉了，原因是他们解雇了一名违反教会行为准则的同性恋雇员。从这个事件中，薛华预见到了重大的文化变革。 在《福音派大灾难》中，薛华说，如果其他教会认为他们可能不会面临同样的挑战，那就太傻了。

不过，薛华和葛培理并不推荐“我们”与“他们”之间对立的方法。 就在1964年总统选举前几周，一起同性恋性丑闻震惊了全国。 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最高顾问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因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厕所里发生同性关系而第二次被捕。 葛培理打电话给白宫，为詹金斯说情。

在电话录音中，葛培理要求约翰逊对詹金斯表示同情。

1997年，在旧金山的一次布道会上被问及同性恋问题时，葛培理对记者说：“还有其他的罪。 为什么我们要对这种罪火力全开，好像它是最大的罪？” 他补充说：“我有这么多同性恋朋友，我们仍然是朋友。” 当晚，葛培理在牛宫对一万名观众讲话时宣布：“无论你的背景如何，无论你的性取向如何，我们今晚都欢迎你”。

正如斯托特在《问题》中热情洋溢地强调的那样，跟随耶稣的同性恋者必须靠信心、希望和爱生活：信心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准则。 希望在于眼目越过目前的挣扎，看到我们未来的荣耀。 而爱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必须接受自基督的属灵家庭——教会，斯托特解释道。 我们必须依靠教会的爱，而教会在历史上辜负了我们这样的人。

教会历史学家理查德·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1978年出版的《同性恋与教会》一书获得了福音派名人肯·坎泽（Ken Kantzer，前CT编辑）、伊丽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查克·寇尔森（Chuck Colson）、哈罗德·奥肯加（Harold Ockenga）和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的鼎力支持。 这本书在今天的环境下可能显得很激进，但在1970年代，它代表了一种跨越大西洋的新福音主义异象。 与右派的恐同症和左派的性妥协相比，洛夫莱斯提出了福音上的挑战。

有另一种处理同性恋的方法，对教会和同性恋信徒来说都会更健康，而且可以成为对世界非常重要的见证。 这种做法需要双重悔改，既为教会悔改，也为其同性恋成员悔改。 首先，它要求那些自称是同性恋的基督徒有勇气公开宣布[承认]他们的取向，并遵守《圣经》中明确的禁令，远离同性恋生活方式。 ......第二，它将要求教会接受、尊重和培养其成员中不参与同性生活方式的同性恋信徒，并按立这些人担任事工的领导职位。

教会支持公开承认但已悔改的同性恋者担任领导职务，这将是对世界的深刻见证，表明福音的力量能使教会摆脱对同性恋的恐惧，使同性恋者摆脱罪和束缚。

只有福音才能为这样的双重悔改打开谦卑的大门。 然而，这就是洛夫莱斯和亨利、奥肯加和艾略特、坎泽和寇尔森、路易斯和葛培理、薛华和斯托特，以及一个年轻的同性恋福音派圣公会信徒的基督教异象，他不敢使用自己的名字，尽管他还是处子之身。

像这样的基督徒属灵长辈是正确的。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大西洋这边（美国——译者注）没有选择的路而哀叹，可悲。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艰难的转变已经开始了。 北美的“脱同”事工倍增，其中带着对性取向改变的期望。随之而来地，他们将希望转移到了今生。 20世纪80年代，随着艾滋病危机对同性恋社区的破坏，福音派人士拥抱了异性恋的承诺。 世俗的修复性治疗师增加了一种临床上的表象。 新的治愈途径代替了旧的关怀途径。

然后文化战争中的保守派发现，我们这些“脱同者”很有用。 我们证明，如果同性恋者真的愿意，他们可以选择成为异性恋。 如果我们能成为异性恋者，那么教会就真的没有那么大必要为其恐同症忏悔了。 它只是要求像我这样的人保持我们已经改变了的假象。

基督徒丢掉了那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性习俗的文化战争，有很多事情需要悲伤。 交易型关系。 一次性的婚姻。 对性与性别的假设的剧变。

但保守的教会对悔改的犹豫不决并没有消散。 我看到福音派教会和教派在对性取向和身份的讨论中摸索着前进，它们经常固守已经失败的“脱同”运动的语言和类别。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错过了真正的战斗：周围的文化已经让世界相信基督徒讨厌同性恋者。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证明他们是错的。

全世界都在注目。 我们的子孙正在注目。 他们已经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听到周围的人说基督徒讨厌同性恋者，而他们无法指出会众中谁是同性恋者，谁忠于自己身份，并因此身份被爱和被接受。 也许他们可以识别出使用同性吸引语言的人。 但即使这样也是很罕见。 这样做仍然不保险。

我不是说我们有可能失去被同性吸引的基督徒；那是必然的。

我是说我们面临着失去下一代的风险。

对于那些正在聆听的人来说，老一代的基督徒仍然愿意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格雷格·约翰逊（Greg Johnson）是圣路易斯纪念长老会（Memorial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任牧师，也是《仍需关心：我们可以从教会治愈同性恋的失败尝试中学到什么》的作者。

翻译：LC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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