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地听，慢慢地使用“心理治疗术语”

疫情过后，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当时我正经历一段分手。朋友告诉我，我需要努力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线。他们说，我可能正在经历一段“有毒的前任”带给我的创伤。更有可能的是，我一直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

我在第一次就诊前填写的初诊问卷上，把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形容词重复一遍。我寻求治疗是为了“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限，因为前一段相互依赖的关系为我留下心理创伤”。

但在几次充满了我从朋友和网络上学来的术语的无效治疗后，我不再使用这些术语了——创伤、相互依赖、情感界限。我发现我使用的这些术语让我自己与现实的距离更远，我把“自我保护”误认为情感成熟。

我的意思不是这些专有名词完全不准确，而是它们已经变成被过度使用的陈腔滥调，成为过度简化的符号，让我无法理解自身经历中的细微差异。我所经历的并不是“创伤”，我只是太过害怕接下来的恋情会是什么样子，我担心再次恋爱的结果会和之前一模一样。

我并非唯一一个习惯使用“心理治疗术语”的人。多亏社交媒体的影响，曾经只局限于临床心理治疗的术语如今在日常对话中无处不在。我们形容难相处的室友是“有毒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是种“虐待/苛待”；每个前男友都是“自恋狂”，我们人生的压力变成“创伤”。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是“煤气灯效应”中被操弄的对象。

当然，有时这些说法是很有用的。随着心理/精神疾病案例数量的增加，我们也应认真了解一些常见的概念。随着越来越多人愿意讨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治疗本身也逐渐去污名化。听到其他基督徒自由地谈论家暴/被伤害的经历，也许能鼓励受害者站出来，认识到自己痛苦的童年是“创伤性”的，也许能让人更愿意寻求专业的帮助。

但是，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基督徒，应持谨慎的态度，小心我们是否过度依赖使用心理治疗的语言来描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滥用这类语言有其后果──不仅会影响我们真实地理解自己的生命经历，还可能会影响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的共同生活。我们如何使用语言会影响我们如何行事为人，而滥用心理治疗的语言有时可能会限制我们爱邻舍的能力。

过度使用心理治疗语言——或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式的使用它们，会将原本类型不同的艰难经历混为一谈。这种语言意义上的混乱在最好的情况下会造成人们更难好好地理解彼此，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造成伤害。

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在社交网站上看到一段影片，影片中的一位女士形容略过一顿饭是“自残”的行为。当然，这确实有可能是饮食习惯失衡的征兆之ㄧ。但在许多情况下，不吃早餐虽然有点遗憾，但却是良性的。把少吃一顿饭定义为“自残”有损于理解自残这个词真正意义的严肃性。

然后是创伤（trauma）这个词。我听过有人用它来形容“在学校修了一堂很难的课”的经验，或在我第一个租屋处看到蜈蚣的反应（这是真实故事！）。但是，当创伤变成对一般冲突事件或日常压力的合理形容词时，它的真正含义──“遭受真实的生死边缘处境/威胁、严重的身心伤害或性暴力”──就被弱化了。

用有毒的和煤气灯效应等词形容与父母、教授和朋友之间正常的人际冲突，即使没有恶意，也是不正直的行为。它淡化了那些真正经历过此种严重痛苦的人对这些严肃词汇的理解。

例如，当人们用“虐待/苛待（abuse）” 一词形容室友之间的争吵时，对那些经历过真实苛待伤害（包括在教会中）的人来说，它就不再是一个有用的词了。对于正在处理性侵、情感虐待或滥权等实际事件的会众而言，语言的准确性尤为重要。过度使用一个词可能会抹杀它的严重性，使那些在黑暗山谷中行走的人轻看了自己的经历的沉重份量。

过度使用心理治疗语言让我们无法听到彼此的声音。有时还会给我们一个完全停止相互倾听的借口。当一个朋友认定你们的关系是“有毒的”或“有问题的”的时候，你们很难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或和解。如果取消某个约定的理由是要进行“自我照护（self-care）”，大概也没有人能反对。而一旦拿出“情感界限”一词，就表示这条线是不可逾越的。

当我们使用心理治疗语言来停止与人的对话时，人际关系变成一种单向的独裁统治。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任意使用语言的力量。这种“我--对立于--他们”的氛围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他人为中心。我对你做的某些事情感到不安；因此，我需要空间。我们试图减少接触，减少冲突，或任何不舒服及不方便的处境。

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既不利于我们自我反省，甚至也不利于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在“爱邻舍”这一任务上的失败。为你的朋友贴上“自恋狂”的标签比觉察到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扮演的角色要容易得多；划定一个“情感界限”远比为别人自我牺牲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当我们觉得别人很烦或无理取闹的时候。

当然，有时后人际关系的界限有其必要性，有时，我们必须勇敢地结束一段关系。但是，将他人从我们的生活中踢出去，永远是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决定。采用心理治疗的语言可能会将原本应是“我们对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角色进行辨识和静心祷告的过程”简化为非黑即白一刀切的判断，不考量他人的复杂性、犯错的可能性和人性的不完美。我的母亲也许对某段谈话的内容的记忆与我不一样，这不等于她在“煤气灯操弄”我的记忆，我也不需因此再也不跟她说话。我那情绪不成熟的同事在会议中不尊重我发言的时间，不等同他是个“有毒的人”，不值得我费心思去了解及认识。

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惹恼我们、伤害我们、误解我们。有时后，我们需要私下的对话来澄清事情（太18:15），但在正常情况下，发生冲突不代表我们需要彼此疏远，或把心理治疗的词汇当作武器。

上帝未曾应许我们会有完美的人际关系，而我们应该求上帝查验我们的心，指出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马太福音7:5）。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任何“对别人的冒犯”，而不是总是预设自己为被害者（诗139:23-24）。

来自周围人的“无条件的肯定”短期内会让我们感觉很好。与冒犯了我们的人保持距离很容易，甚至能让我们相信自己是正当的要求别人负起责任，是“公义”的作为。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际关系上的速效解方并无益处──尤其如果我们追求的是真实的基督徒群体关系。

对基督徒而言，基督徒共同体既是永恒的，同时也是乱糟糟的。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团契生活》一书中承认，透过艰难且磕磕碰碰的人际关系，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多需要上帝的恩典：

因此，我与我弟兄的关系失去起初的美好的时刻变得如此有益于我。因为这些时刻如此透彻地教导我，我们都不能靠着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而活，只能靠着那真正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那一位的话语和行为──在耶稣基督里的罪得饶恕——而活。

心理治疗的术语也许会让我们变得更没有耐心、更不仁慈、更不慷慨，更不容易原谅，更快进入愤怒。我们的文化太快让我们把一些关系上的困境定义为创伤或有毒，然后把我们的邻舍从身边推开。我们限制了共同生活所结出的果实的可能。我们把牺牲的爱变成情感上的负担。

对基督徒而言，这是我们“逆文化而行（countercultural）”的机会──我们并非在提倡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停止关于心理健康的对话，也并非拒绝接受心理治疗提供的洞见，而是要更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语言，更真诚地看待我们的邻舍，不受限于我们为他人贴上的标签。

在接受心理治疗后，我发现缓慢地（有时甚至是笨拙地）扩展自己的情绪是种富有成效的做法。我的治疗师帮助我把我说的话转化为合乎各种情况的词汇。老实说，有时我只是需要有人帮我找出解决冲突的方法。我的治疗师经常提醒我，“探戈需要两个人才跳得起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她会在深思熟虑后直截了当地挑战我，告诉我我是如何曲解他人的。我们一起努力的过程让我明白，拥有一个良好的支持系统有多么重要──这个支持系统能以耐心及恩典的态度 “彼此分担重担”（加拉太书6:2）。

米娅·斯陶布（Mia Staub）是《今日基督教》的编辑经理。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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