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相信女性什麼事都能做。在南達科他州的鄉村,我周圍都是農婦,她們是我見過最強壯、最有韌性的人。我媽媽能烤出美味的雞肉,也能宰殺雞隻。
南達科他州全職工作的女性和母親的比例在全美國也是遙遙領先。因此年輕時,我從未懷疑過女性可以做任何她們想做的事,她們和男性一樣有能力。我可以當總統,我可以成為太空人,我可以從事任何我想做的事。
但是,當我真的這樣認為的時候,我發現我一直被教導的事和我所見到的事之間存在差距——而這種差距明顯是基於性別因素。儘管在南達科他州的勞動力隊伍中可以看到許多女性,但在神學工作方面,女性基本上是隱形的。我的教會從未聘用女性傳道人。在唸神學院期間,我有一位女教授。在讀博士期間,我有兩位女教授,但沒有任何一堂與宗教相關的課上有女性教授。
我相信聖經支持女性教導並帶領教會:女性是最早宣講福音的人(路加福音24:5-12),保羅也提到像猶尼亞和非比這樣擔任使徒和執事的女性的名字(羅馬書16:1, 7)。但是,與彼得和保羅、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加爾文和路德相比,女性的名字往往僅在歷史的邊緣頁上。
我想要的不僅僅是名字。我想要看到女性領袖。我想要看女性教育人。我想要看到她們的面容,聽到她們的故事。我想要有個我能效法的榜樣:一個和保羅一樣可以說「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哥林多前書11:1)的女性。
我想要英雄。
最終,在一次義大利旅行中,我找到了她們。在那裡,我意識到女性的見證並沒有隱藏在邊緣頁上。她們的見證被記錄得清清楚楚。我們只需要看看牆上的碑文。
我在義大利的大部分時間都盯著石頭看。羅馬競技場讓我著迷,聖彼得大教堂的宏偉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萬神殿的完美建築讓我驚嘆不已。然而,最讓我驚訝的是,我發現了我在紙筆墨水間努力尋找的東西——在石頭和顏料中如此清楚。在這裡,在古老教堂的牆上,我找到了我的英雄。
在羅馬,我不僅發現以馬利亞命名的教堂,還發現以亞納大西亞、蘇薩娜、雅妮和撒比納命名的教堂。當我漫步走進這些古老教堂時,我發現其中的連結遠比寫在牆上的名字深刻得多。在好幾座教堂裡,女性就是教堂的地基——教堂的牆壁是圍繞著她們的骸骨建造的。
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有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彼得前書2:5形容教會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做聖潔的祭司」。因此,當古代基督徒建造禮拜的場所時,往往會在基督徒的骸骨上建造,這些基督徒為基督活得如此深刻,以至於為基督獻出生命。
殉道者既是教會在譬喻修辭上的基石,也是教會實際上的基石。在古代教堂的中心——教堂的心臟——矗立著舉行聖餐的祭壇,裡面通常擺放著基督教殉道者和聖徒的骸骨。他們的骸骨,以及他們追隨基督至死的意願,成為聖餐儀式所頌揚並呼召基督徒成為的榜樣和標誌。從他們的墓碑上領受麵包和酒是種強而有力的提醒:基督徒必須與基督同死,才能與祂一同復活。
因此,儘管學者們仍在爭論初代教會裡的女性是否能主持聖餐儀式,女性是否是聖餐儀式的基石卻沒有爭議。她們的墳墓——她們的骸骨——不僅是聖餐儀式的基石,也是整個教會的基石。
在拉文納市,我見到這些女性的面龐。除了彼得、保羅和其他使徒外,聖蓓蓓、聖芬莉、聖黛莉亞、聖歐斐米、聖則濟利亞和聖歐亨尼婭亞也在聖安德魯主教座堂閃閃發光、錯綜複雜的馬賽克圖片中。初代教會盼望其他女性和男性能仰望這些女性英雄們聖潔的生命,無論是在心裡還是在牆上,都能從仰望她們的見證中得到啟發,並以她們為榜樣。在我眼前的是教會的女性領袖,她們是如此權威的教師和楷模,甚至連樞機主教——教會最高的權威之一,都向她們尋求指導。
然而還有更多的女性。在聖維塔教堂(Basilica of San Vitale)裡面,狄奧多拉皇后的身形和地位與她的丈夫查士丁尼相對應。在聖亞博那教堂(Church of St. Apollinaire),每面牆上都有一列聖徒隊伍,朝著基督走去。左邊的牆上是一排女性,右邊是男性,他們身形相仿,站姿相同。馬賽克的設計和位置相互映襯著,因此,當我站在教堂裡時,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男女性「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的意義(加拉太書3:28)。這些女性沒有躲在書頁邊緣或故事背景中,而是鮮明地引領教會走向基督。
這些初代教會的英雄們同樣非常關注她們作為女性的經驗。她們並不害怕談論自己的女性身體。
大主教禮拜堂中有兩位女性,聖蓓蓓(Perpetua)和聖芬莉(Felicitas)是在公開談論她們的乳房、哺乳和分娩之中為殉道做好準備。她們被囚禁在公元二世紀的北非,儘管聖蓓蓓剛分娩,聖芬莉也懷有身孕,她們都拒絕放棄自己的信仰。在關於她們被囚禁和殉道的記載裡,聖蓓蓓描述著當看守拒絕她在獄中哺育孩子的請求時,她所感受到的悲傷和痛苦。聖芬莉因為早產,當她進入競技場受死時,乳房仍滴著奶水。
這兩位女性都將自己的身體與基督的身子連結在一起,以母性的方式描述她們與基督的關係。聖蓓蓓在異像中從牧羊人那裡得到了凝乳,她以領受聖餐的語言描述這一經歷。但這是凝乳而不是麵包和酒,她將她餵給兒子維持生命的母乳與基督提供給我們的永生的「純淨的靈奶」(彼前2:2-3)聯繫在一起。耶穌就像母親那樣,透過自己的身體為我們提供營養和生命。
紀錄聖芬莉殉道過程的作者形容,她是如何理解自己「從血到血」——從分娩走向殉道。在分娩過程中,聖芬莉將分娩的痛苦與殉道相比,她說:「我自己如今受著我所受的苦,但在我生命裡有個人曾為我受苦,因為我將要為他受苦。」殉道者在臨死之際,接受血的洗禮,經歷第二次的出生:回到天上。
聖芬莉和聖蓓蓓一樣,用母性的語言形容耶穌。她透過形容自己為她生命中的基督受苦及流血,將她「效法基督」的方式與母腹做連結:基督為她受苦難並流血——在生出她(她重生)時,基督的苦便結束。聖蓓蓓和聖芬莉都沒有視自己的身體為一種障礙或他人的誘惑,而是透過女性的身體,更深刻地了解基督並效法基督。
狄奧多拉,這位裝飾在聖維塔教堂牆上的六世紀女皇是如此強大和有影響力,以至於學者們常常認為她是當時拜占庭的統治者(甚至是真正的統治者)。狄奧多拉在嫁給查士丁尼之前很可能是一名演員和妓女(這兩個職業在古代經常有所關聯)。
狄奧多拉成為女皇後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出身,她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幫助受壓迫的女性。她將女性從被迫賣淫的產業中解救出來,並宣布性交易為非法事業,關閉妓院、為女性爭取自由,為她們提供庇護所和重新開始人生的資源。她還幫助規範強姦罪受更嚴厲的懲罰,禁止男性因太太出軌而殺死她,並修改離婚、子女監護權和財產法,賦予女性更多權利。這些法律構成了我們今日仍在使用的女權法律的基礎。
在這些教堂空間裡,牆上的文字和藝術作品讓我看到,女性的身體並不需要被擠到邊緣或被人忽略,而能明顯地展示在敬拜空間裡。當我看著牆上各個女性的見證時,女性的身體所呈現的並不是信仰上的阻礙或障礙,而是聖潔的標記。
我們往往認為神學研究就是對書寫文字所做的研究。但神學不僅是以文字為基礎,它也以表演的形式——活出來的生命——在真實的身體上呈現。在古代教堂的石塊底下和石塊上看到的女性身體駭骨讓我意識到,我在神學院期間發現神學上「缺乏」女性的身影,與其說是種缺乏,不如說是一個鑰匙孔,它指引我將目光從書頁轉向人的生命。藝術、故事和實體空間等體現形式就像一把鑰匙,幫助我打開女性往往不為人知的歷史。
在我尋找女性英雄的過程中,當我了解到聖麗娜(Macrina)和沙漠教母等女性時,我確實發現了女性教授神學的「證據」。而女性同樣會去朝聖,並委託製作神聖的藝術品。她們以貞潔的誓言將自己的身體獻給基督,以身體力行的方式體現她們作為基督新娘的屬靈承諾(這種選擇往往意味著她們需要反抗自己的父親)。
在基督教剛誕生的初代家庭教會中,有好幾間教會是女性建立的(西 4:15;徒16:15;林前1:11)。她們為地下墓穴捐獻土地、建造教堂、創建修道院——所有這些英勇的任務都是為了建造教會,她們的付出既能激勵人,又能教導人。
見證到牆上的這些女性,讓我更能看見自己人生歷程中出現的各個女性見證。在我曾經狹隘的視野中,我想像女性領袖以英雄的形式出現,忽略了許多曾將自己的愛、知識和聖潔寫進我生命中的女性。
她們是我的代禱勇士。我的主日學老師。我最貼心的傾聽者和建議者。我在耐心和韌性上的楷模。她們是我實用智慧的提供者,也是基督最熱切的追隨者。簡而言之,她們是我的典範和導師,是我的啟發者和指引者,是我在幾乎所有最重要的事情上的權威和領袖。
在那次義大利之旅中,我越環顧四周,就越意識到自己的視野多狹隘。教會裡到處都是女性領袖和女性教師。她們不是教會歷史上邊緣的名字,而是教會的基石——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是如此。我需要的是知道在何處以及如何真的看見她們。
蘭塔·戴維斯(Lanta Davis)是即將出版的《Becoming by Beholding 》(Baker Academic, 2024)一書的作者,在印第安納衛斯理大學約翰衛斯理榮譽學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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