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行动必须跟上我们说的话

今日，人们因为感到宗教里的虚伪而怀疑自己的信仰并离开教会，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这一点。

这个不信上帝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是否相符。如果说近年来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仅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会去做”。

当然，这种虚伪并非宗教人士独有。

我的姐姐是名护士，有一次，她正要离开医院的时候，经过一些她认识的肺科医生。他们站在外面抽着烟。她感到非常讽刺：这些医生对肺病和吸烟的毒害了如指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抽烟。

同样的，在遵行上帝的心意方面，我们的意图和行动也是天壤之别。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却认为，只要我们思考真理、神学化真理、谈论真理，我们就是在遵行上帝的心意。这是错误的。对上帝心意的理性认识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信仰，除非我们将这种认识付诸行动。

因为我们的“存在/实质生命”深受我们的“行为”的塑造，而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我们的存在能形塑我们的行为。例如，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应该信靠耶稣，但这与我们主动去信靠祂是不同的。 “想要”顺服上帝并不等同于顺服祂。正如耶稣所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15）。

我们与他人的亲情源自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让我们成为守护我们兄弟姊妹和地球的人。这是祂的计划。这不是一个关于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际体现的问题：真正把我们自己放在对方的视角来看事情。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基督——像祂一样去行动、去理解、有祂的生命样貌，并透过祂的眼睛和心思来过滤我们所有想法、行为和态度。透过效法基督，我们开始理解祂，我们的存在/生命本质也在这过程中改变。而当我们变得更像基督时，我们就又能更好地以祂看待和对待他人的方式来看待和对待他人。

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和方式会清楚地展现我们生命转变的程度，以及遵行上帝心意的能力。对于那些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和玩乐的最亲近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善待那些和我们较少来往的人，比善待经常和我们有所互动的人更容易，毕竟后者更有机会踩到我们的红线。

对我们的爱心的真实考验在于，当没有机会“展示”敬虔时，我们会如何对待他人。

无私的爱的反面就是我所称的“Invictus-ing（无法被征服）”——也就是威廉·欧内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的著名诗词《Invictus》里描述的那种自我神化的姿态：

我为我无法被征服的灵魂

感谢诸神。

……我是命运的主宰、

我是我灵魂的船长。

这种自我统治的态度让我们偏离上帝的心意，与死亡纠缠在一起（诗篇18:4），并可能会在我们的行为里带来破坏，让我们为此付上代价。

如果我们真的爱上帝，如果耶稣确实在我们心中，那么，当我们邻舍的生命没有蓬勃发展时，我们应该会感到难受。因为“凡自称爱上帝却恨弟兄姊妹的，就是说谎的”（约翰一书4:20）。

但是，仅仅在想像中爱我们的邻舍是不够的。如果有人询问他们，我们的邻舍会作证我们确实关心他们吗？

不久前，我教授一堂大学生的课，当天的主题是堕胎。我向学生解释堕胎的来龙去脉，谈到堕胎诊所的数量以及“存活能力”的概念。我也强调了在美国不同地区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

我每次教授这个主题时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学生们都不会对婴儿的人性（humanity）有所争论，尽管他们可能会对生命从何时开始产生分歧。我总是鼓励学生倾听那些在堕胎议题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的意见，而不是互相妖魔化。

当学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一位学生开口了。她说：“我堕过胎。如果我生下孩子，我完全不可能继续念大学。我和男朋友养不起孩子。”全班鸦雀无声；一些学生低头盯着自己的桌子或手机，另一些学生则转过头来看着这位学生。她继续说，“我的父母曾试图劝我不要堕胎。”

然后她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我问他们是否会在我上学和工作时照顾孩子，是否会买衣服和奶粉，并帮我付保险给付之外的任何费用。我问他们是否会为我孩子的大学学费存钱，并帮助支付其他杂费。我还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投票支持在孩子出生后为母亲和孩子提供更有力的安全网的法律，而不仅仅是投票支持孩子有被生出来的权利。”

然后——靠着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建立了近一个学期的信誉和信任——我问道：“妳介意告诉我们你父母怎么回应吗？当然，如果这个问题让妳感到不舒服，妳可以不回答。”在我的课堂上，学生总是可以选择不回答问题，以前也有一些学生选择不回答特定问题或不参与某些讨论。

在停顿了似乎一个世纪之久后，她说道：“他们没有说太多，只说他们无法承诺做到所有这些事。显然地，这些代价太高了。所以我堕胎了。就像我说的，我和我男朋友现在养不起孩子。”然后她补充道，“支持孩子有被生出来的权利的人把话说得很好听，但一旦孩子出生后，他们就不想支持母亲和孩子了。 ”

我无言回应。只能感谢她将如此私密的事和我们分享。

真的，我无法反驳她。她说的百分之百正确。为了使我们支持生命（pro-life）的立场有所信誉，美国的基督徒需要以不同的投票方式来关心母亲、孩子和家庭。我们应该监督父亲负责，监督我们在法律上的代表，要求制定全面性支持生命的政策。随着住房、托儿、医疗保健、尿布和奶粉价格的上涨，人们需要更多的安全网。

但这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我们不仅可能要缴更多的税，而且我们之中多数人甚至必须简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负担更多费用来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真正支持生命（pro-life）可能意味着为单亲母亲提供住宿或帮助她重新站起来，也可能意味着设立一个特别的基金来支持我们教会里陷入困境的家庭。

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而不仅仅是谈论我们的信仰或我们有“多支持”某样事物。如果我们继续读经和背诵经文，却不将其应用到生活里，那我们就会成为雅各在他的信里强烈提及的那种人：“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2:15-17）。

基督教活动家兼记者多萝西·戴（Dorothy Day）说：“我很早就相信，人们说的话从来没有一半是真心的，最好不要理会他们的言论，只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断。”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根据她父母的行为（或者说，不作为）来评断。

有时，生活里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吃得好，经常运动，睡眠充足，不把日程排得太满——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难坚持做到的。因此，我们之中许多人降低标准，接受不佳的健康状况或身/心失调。为什么呢？因为健康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牺牲一些事、以及改变生活习惯。

同样的，我们常常降低标准、失去全心全意爱上帝、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带来的生命的完整性和平安，因为要学会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至少起头很难，或是在没有圣灵和智慧的朋友帮助下很难，在有毒的教会文化里也很难。

但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而且，如果我们希望为下一代恢复基督肢体的见证，这也是必要的。

我的学生认为，堕胎是她当时唯一的选择，也是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唯一方式。她不想在贫困中抚养孩子。如果我的学生向我们或我们的教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回应呢？我们的行动是否与我们说的话同步？

玛琳娜·格雷夫斯（Marlena Graves）是纽约州罗彻斯特东北神学院灵命塑造助理教授，着有《Bearing God》和《The Way Up I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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