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如何衍生至今日的性販賣產業？

據估計，今日有2900萬名婦女的生活狀態類似「現代奴隸」，包括某種形式的性販賣（sex-trafficking）和強迫婚姻（forced marriage）。為了了解為什麼在亞洲有這麼多女孩和女人遭受性販賣的傷害，希薇亞·居·傅利曼（Sylvia Yu Friedman）希望更多人能回顧其歷史淵源。（編註：「性販賣」非指女性自主的賣淫行為，而是出於他者、強權或經非法買賣下強迫女性賣淫）

「專家估計，日本帝國軍隊從他們佔領的國家帶走了多達40萬名女孩和女人，送到位於中國的1000多個強暴站點和整個亞太地區士兵駐紮的數百個軍事妓院，」她說。「聯合國專家稱這是20世紀對女孩和女人最大的人權侵犯。然而，日本政府始終不願承擔戰時性奴役計劃的全部法律和道德責任，也未發出真正誠懇的道歉，滿足倖存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要求。」

雖然政府並未承擔完全的責任，但分別有日本基督徒親自向在中國的日本戰時性奴隸的年長倖存者道歉。

希薇亞說：「他們對這些倖存者和其他中國人及韓國人的真誠道歉，為戰爭的創傷所產生的世代痛苦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癒合。」

身為一名作家、電影製片人和慈善家，希薇亞採訪了許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強制從事性奴役和今日在性販賣集團控制下倖存的亞洲女性。

她說：「我意識到，亞洲仍然存在著性販賣的迴圈，由日本軍隊開始的性奴隸事業未曾消失或結束，因（亞洲各國的）性別歧視的普遍事實和缺乏對戰時性奴隸這個歷史事實的強烈譴責。」

希薇亞對終結性販賣的熱情使她二十年來一直在調查其背後黑暗的地下社會結構。透過她在慈善事業方面的工作，她成功地把資金引至一些早期的亞洲反販運計劃裡。

希薇亞也透過「852自由運動（852 Freedom Campaign）」組織研討會，教育更多人了解性販賣的問題。身為對抗性販賣的先驅者，她以香港為基地揭露不同形式的性販賣罪行，並因她製作的關於中國、香港和泰國人口販運的三部曲系列紀錄片而獲獎。希薇亞也是《通往正義的漫長道路：來自亞洲前線的故事》一書的作者，目前正與一家位於新加坡的電影公司合作，製作一部以該書為基礎的電視劇。

希薇亞近期與《今日基督教》全球書籍編輯Geethanjali Tupps談及她對亞洲人口販賣地下社會的調查，以及她是如何因著這次旅程接受了自己的韓國身份、目睹亞洲職業女性改變當前性販賣情況的潛力，以及見到禱告帶來的影響力。

你最初是如何對打擊性販賣燃起熱情的？

我對人權的委身起源於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在1980年代，我是加拿大一所全是白人的學校裡唯一一個韓國學生，我遭受到種族主義的強烈羞辱。除了路上的陌生人會叫我中國佬（chink），同學們也會說「中國佬你（chink you）」而不是「謝謝你（thank you）。」我的朋友們會對我的外表發表些不得體的評語，或問我家的泡菜罐裡是否裝著死掉的動物。

所有一切都讓我對不公正的現像有了深刻的認識。在我十幾歲那年，我母親轉述了一份韓國報紙上關於金學順（Kim Hak-soon）的故事，她是二戰期間為日本軍隊強迫賣淫的倖存者。金學順向國際媒體作證她的「慰安婦」人生經歷：她在青少年時期被迫為日本軍隊賣淫。金學順願意公開分享她的故事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否認曾實施戰時性奴隸制度，並且稱這些女性為「自願性的娼妓」。

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在學校課本裡沒有學到這段歷史。我無法忘懷這個事實：如果我在那個時期出生在她的家庭，她所經歷的事可能也會發生在我身上。

你後來對戰時性奴隸制度有哪些方面的了解？

在烏克蘭和奈及利亞，戰爭中的性暴力透過像博科聖地（Boko Haram）這樣的恐怖組織而存在。全球有630萬名女孩和女人受著性販賣的折磨，這個迴圈仍持續不斷。

我相信性販賣的迴圈，是由日本軍隊在戰爭中的性奴隸制度延伸下來的。戰後，一些韓國和中國的受害倖存者被留在如泰國等國家，為了生存，她們不得不在軍事基地附近賣身。如果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二戰後對戰時性奴隸和「慰安婦」政策的醜行採取更強硬的態度，並宣佈人類應「永不再犯」這樣的罪行，今天是否會不一樣？強硬的立場也許能使國際間達成協議，協力阻止販賣女性。

你的人生在調查人口販賣的地下社會長達20年後，有什麼樣的轉變？

2013年，當我在香港為性販賣紀錄片做研究時，我首次和一位宣教士進入紅燈區，尋找受害者進行訪問。我非常害怕，一度想要抓住宣教士的手——如果他能接受我這位成年的職業女性有這種行為的話！

當我們在外面時，我們遇到一位年輕且充滿創傷的母親，她被迫整夜尋找「恩客」。雖然她並沒有身體上的束縛，但販賣她的人對她有另一種更邪惡的掌控：他們知道她的女兒和祖母一起住在非洲，並威脅要傷害她女兒。我們盡力想出方法幫助這個受害者，甚至帶她去過教會，但她的電話號碼被切斷，她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我經歷過許多可怕的情況。我在採訪性販賣受害者時，曾在妓院裡遭到一大伙暴徒的威脅。我也曾必須在武裝士兵的保護下在邊境地區工作。

這些經歷讓我堅信禱告的力量。我見到我的母親和朋友為我熱切的禱告，當我從這些臭名昭著的紅燈區一次次的危險遭遇中毫髮未傷地離開時，他們的禱告有了真實具體的影響。

我在緬甸邊境附近最惡名昭著的紅燈區拍攝期間，有一次瀕臨死亡的經歷。我們被暴徒和媽媽桑包圍，他們指責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他們妓院的影片，但我未曾這樣做過。我的人生跑馬燈在眼前一閃而過。然後他們中的一個人說：「警察來了！」他們就像蟑螂一樣四散逃跑了。但這是一個非常偏遠的地區。我相信那次是一個活生生的奇蹟；一位我的朋友那時正在為我禱告。

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我的信仰推動著我透過寫作、慈善活動和電影去倡導、為被壓迫和被奴役的人們發聲，提高人們對現代奴隸這個可憎事實的認識。

我的書正是我的見證——見證關於神如何在我自己、那些前線工作者、現代奴隸制下的倖存者，甚至那些我在路程中遇到的加害者、人口販子的生命裡工作及改變我們。我旅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在禱告和我的導師、牧師及朋友的支持下前行。

和你交流過的倖存者是如何影響你對性販賣的理解的？

我遇到了日本軍隊性奴役的倖存者金順德（Kim Soon-duk），那時她已經83歲。

金順德是個溫柔的人，但她的經歷讓她在55年後依然受到很深的創傷。儘管如此，她對日本人沒有懷有任何怨恨，只希望我將她的故事告訴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她渴望在去世前能收到日本政府真誠的道歉。

我接著見到和採訪了其他幾十位不同國家戰時性奴隸的倖存者，包括中國。見到這些抵抗自身亞洲文化保守價值觀、發聲抗議數十年之久的年長倖存者，是個神聖的經驗。

這些婦女是他們國家第一批#MeToo社運人士，他們長期站在反對性販賣和戰爭下的性暴力罪行的最前線。他們值得得到他們迫切追求的目標和尊嚴。但這些倖存者年紀漸長，而時間不多了。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援。

你從倖存者那裡聽到哪些關於基督徒的工作？

我曾與被販賣進入強迫婚姻且被迫從事網上賣淫生意的北韓婦女談話。她們告訴我，有些南韓宣教士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她們沿著一條地下鐵路前往首爾，並獲得公民資格和政府的支持。在其中一個採訪中，我聽說一位年邁的南韓牧師幾年前在帶領一群北韓婦女穿越一條暴漲的河流時去世。

通過希望之門事工（Door of Hope），我認識了一些勇敢的中國年輕女基督徒，她們無畏地用上帝的愛去接觸被販賣至紅燈區的婦女。這些婦女的信仰幫助她們克服自己原本對賣淫婦女的成見，以及最初不支持她們的家庭教會的成見。今天，她們不斷拯救著被賣的婦女，並為倖存者和一些人販子提供工作和康復的機會。

曾與你有所交流的男性是如何幫助完成你的書的？

我被一位以前曾是人口販子，如今成為東南亞宣教士的人的見證深深感動，他對現代奴隸買賣這個地下世界的專業知識為我的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

與年長的前日本軍人會面幫助我理解軍隊性奴隸犯罪者的心理。我還有幸見到幾位勇敢的日本基督徒，他們認為向中國人和韓國人表達個人的歉意是他們的使命，且他們的行動也帶來了深刻的治癒。

日本軍隊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造成的跨世代戰爭創傷，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且持續為中國、香港、韓國和其他國家帶來痛苦、創傷和種族仇恨。

長期從事性販賣的報導對你的心理健康有什麼影響？

我有一個強大的心理支持網絡——我的家人、丈夫、朋友都支持我，我很幸運，我還沒有遇過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我也並非全職在前線工作（那裡的風險更高的），只在採訪和記錄性販賣案件時才衝進現場。

然而，我在中國的紅燈區有過瀕臨死亡的經歷，也有過創傷。在早期採訪日本軍隊性奴役的年長倖存者時，我也有過二次創傷，主要是因為我在工作中沒有建立足夠的心理界限，我想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寫出共鳴。

報導性販賣對你的韓國身份認同有什麼影響？

這段旅程的一個副作用是，我已完全接受了我的韓國血統，這是我身份的一個層面。由於我在成長過程中遭受種族偏見，我曾拒絕接受自己的韓國身份。然而，在中國生活幫助我接受了我的文化傳統。

因為我不會說流利的中文，陌生人會問我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或者他們認為我是海外華人。我經常得面對我的文化遺產，比我住在加拿大時還要多。當我提到我是韓國人時，陌生人幾乎都會說他們喜歡韓劇和音樂，並說韓國人有多酷。這總是讓我感到驚訝，因為我是在一個亞洲文化不被視為「很酷」的時代長大的。

與韓國性販賣倖存者的會面讓我看到，無論我多努力地拒絕我的韓國文化遺產，我的基因裡仍是韓國人。當我了解到日本殖民主義和慰安婦的情況時，我有一種直觀的反應，我把它歸結為一個世代的仇恨/痛苦——我會說這種情況和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日本集中營倖存者的情況相似。

是什麼給了你盼望？

100多年前，像我這樣的亞洲女性會被迫裹小腳、被視為別人的財產、結婚前沒有名字，也不被允許受教育。

自那時起至今天，我們已走過漫長的道路，如今有影響力的亞洲女性比以往任何時期都還多。但在改善亞洲女孩和女人的權利和尊嚴方面，我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聽說過在北韓被販賣為新娘的女性，夫家為了防止她們逃跑而要她們整天在田裡工作，只給她們穿薄薄的拖鞋；我也曾見過一個像狗一樣被鎖在自己家裡的女性。

去年，在中國蘇州，一位被販賣的婦女——身為八個孩子的母親——被鎖在房子裡的照片引發了全國的討論。從我在中國聽到的消息來看，那裡的「反人口販賣運動」正在萌芽發展，我相信這是因為職業女性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她們對婦女遭受到的可怕剝削感到憤怒。

我的朋友艾真（Ai Jin）透過希望之門事工接觸性交易產業內的女性已有數個月，但當她發現自己14歲的表妹也被拐賣成了妓女時，她悲慟萬分，一度想放棄。

在我的書中，我寫道：「艾真幫助強化了這個觀點：普通人也能做出非凡的英勇行為。她承認自己很軟弱，經常想要放棄。但是，她對上帝的堅定信仰讓她繼續闖蕩在性販賣和賣淫的世界，而她的信念對我也是個挑戰。」

透過認識像她這樣的人，我開始夢想著，如果有一億個中國基督徒加入反對現代奴隸產業的戰場，他們將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力量之一。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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