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华人教会努力寻求突破

西班牙旅游小城科尔多瓦（Cordoba）的清晨，76岁的当地人Eugenio Peña来到位于Platero Pedro de Bares和卡洛斯三世大道的佳音慈善服务中心，准备开始他在“爱心食堂”为难民和流浪者提供免费早餐的义工工作。这个慈善中心是科尔多瓦一个华人教会创建和营运的。

在欧洲，华人教会办的慈善机构是凤毛麟角。欧洲的华人教会在数量上是相对贫乏的。根据在欧洲宣教20多年的陶恩光牧师的估计，目前在欧洲约有300万华人移民人口，但只有约350间华人教会（包括查经班、基督徒团契）、约200位全时间传道人。

但欧洲华人教会的缺乏不只是在数量上。在笔者深入访谈一些旅居欧洲的华人牧长、基督徒时，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就是欧洲华人教会内部，还存在“同乡会化“、商业主义和信二代流失等危机。

财宝在哪里

欧洲华人移民中商人占很大比例，因此即使是基督徒，最关切、最投入的事情也是赚钱。西班牙华人移民中90%是商人，其中大部分又来自温州和青田。而华人移民教会圈几乎是华人基督徒除了家庭之外唯一延展的社交网络，甚至教会的管理团队都有明显的地缘特点：如果是青田人创办的教会，长执团队几乎都是青田人，如果是温州人创办的教会，几乎都是温州人。教会常常给人一种另类“同乡会”的感觉。

中国人民大学曹南来教授曾在题为《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的文章中指出，对于大部分温州移民基督徒来说，他们的生活主要关切两件事：做工赚钱和事奉教会。这些移民基督徒对教会的侍奉主要体现在金钱的奉献上，甚至长执挑选标准，也主要是看奉献的数目（虽然这不会是明文写出来的标准）。

虽然一间教会的人数可能上百，但信徒之间往往只有生意往来，或家族关系的联结，基本没有属灵的交流。如果两家人有生意上的冲突，那么他们即使在一个教会里聚会，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说话。主日的敬拜在唱完回应诗歌的时候结束，一唱完回应诗歌，大家马上匆匆赶着回去做生意。为了顾生意，夫妻两个分上下午来聚会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普通信徒对听道还是十分热衷的。做生意的空档，管仓库的同时，他们都习惯通过手机网络听讲道录音。柜台上、杂乱的货物间里，总有本摊开的圣经，没生意的时候，他们就低头读上一段。他们也尽力持守一些敬虔传统，比如坚持跪着祷告、不吃血等、作长长的祷告，让祷告与感情充分混合。基督徒父母若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中试图混同性恋圈子或有类似倾向时，会毫不犹豫地让孩子退学。

但同样是这群人，却觉得在生意上的贿赂、偷税漏税是无法避免的事。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仍有盈余，他们一面在神的道前觉得良心有愧，一面又无法逃避商业的潜规则，于是就加倍地奉献。金钱奉献对这个为生活所累的信仰群体而言，是一种宗教身份的体现，也是他们所理解的“赦罪”之道”。

信二代的流失

作为同乡会外延的信仰团体所表露出的伪善与对真理选择性的持守，也影响着第二代移民的信仰选择。南欧华人教会的信二代只有少数留在了华人教会中，更多的二代离开了信仰或者转到西语教会聚会。在欧洲宣教的散居华人宣教士Luke郑弟兄说：“很多南欧华人信二代离开教会，都跟他们的父母没有能活出信仰相关”。

另外一个原因是亲子关系的裂痕。第一代信徒为了在异国站稳脚跟，在生意场上闯出一条活路，不得不把孩子放在国内亲友身边，直到他们10来岁才接到身边。孩子做了十来年的留守儿童，习惯了父母以金钱、礼物弥补缺失的爱，即便被接到父母身边，也难以建立亲近感。这些孩子多半是由没有多少文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抚养，老人家根本没有能力管教第三代，眼看着孩子行为越来越古怪，难以驯服，却无能为力。

南欧的移民家庭普遍对教育不重视，很多孩子读到初中就辍学了。欧华神学院的院讯中提到，欧洲华人移民二代的中文语言能力较之第一代显著下降。尽管和上一代相比，二代移民有合法的身份，衣食无忧，欧洲语言的能力也更好，却仍旧走不出华人的狭小圈子，更难进入主流社会。

在相对重视教育的德国移民家庭中，语言的隔阂给信徒家庭甚至教会带来伤痛。笔者了解到的几个德国华人教会出现的分裂，虽都有教义上的分歧的原因，但青少年一代的流失也是一些家庭离开教会的原因。那些离开的家庭都多年热心服侍教会，却多少忽略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几乎不讲中文，都已成年，却没有一个回到教会。

而要在欧洲的主流社会中找到适合这群移民二代的福音派教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以西班牙为例：在西班牙，60%的人口是罗马天主教信徒，新教教会不但数量少，规模也受到限制。

走出“同乡会”圈子

面临“同乡会化”、商业主义和二代流失的挑战，欧洲华人教会也在努力寻找突破。科尔多瓦华人教会针对“同乡会”心态和商业主义的挑战的做法，是鼓励弟兄姐妹走出教会的小圈子，参与在本地的跨文化宣教。因着牧师和教会同工这样的远象，教会创建了“佳音慈善服务中心”，服事当地的国际难民、流浪者、穷人和病人，为他们提供免费早餐，及在其它很多方面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

科尔多瓦华人基督教会的同工郑莉莉姐妹告诉CT，在科尔多瓦，华人人口只有三千左右，教会每周聚会的人数不到百人，成员多来自福建和浙江的温州、青田，也大多是在这里经商。莉莉姐妹本人也曾在科尔多瓦当地开过中餐馆、百货店和服装店，常常遇见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流浪汉、穷人及患病者，对这些弱势群体的需要有很深的了解。佳音慈善服务中心是首间由欧洲华人教会成立的正式、注册、挂牌的慈善机构和跨文化宣教机构，而且机构的事工特别注重跟当地的西班牙人的教会合作。

“我们有50多位志愿者，都是来自西班牙本地教会的西人弟兄姐妹。主要是住在科尔多瓦的西班牙语教会的人。我们是一起合作做工，我也参与一些他们的事工，比如监狱事工，医院探访，关怀，等等。”科尔多瓦当地媒体在关于佳音慈善事工的报道中披露，丽丽姐妹也是教会的全职同工，但她在教会不领任何薪酬，做出了舍己奉献的美好见证。

Image: 照片由郑莉莉提供

佳音慈善服务中心的“爱心食堂”免费早餐

教会牧师宣军和莉莉姐妹一样，以前也曾经开店、经商。信主、蒙召后，他读神学、参与在非洲的宣教、做福音播客。当教会同工萌发通过慈善机构投入跨文化宣教时，他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自己也积极参与。“在这个事工中，吃喝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传福音，”宣牧师告诉CT。

佳音中心会给他们帮助的人赠送不同语言的圣经。宣牧师说：“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整体的平台，使更多人不但看到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事工，是一间华人教会做的慈善关怀，而且能读到圣经，听到福音，最终能认识耶稣基督。欧洲华人教会传福音有个局限，就是只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我们愿意再往前走一步，尝试通过慈善事工投入跨文化宣教。教会虽然相对弱小，但我们仍然要有宣教的呼召和异象。”

扶持信二代

欧洲华人教会近年来普遍把事工的重心转移到青少年事工上，许多信二代也在特有的处境中思考，寻求与上一代和解及建立新的牧养关系。

“我们主要通过台湾教会的帮助，引进一些家庭儿童类的课程和培训。我在三年前参加过针对儿童服侍的培训。前几年教会中也设立了独立的德语崇拜，由一对中德结合的夫妻负责。虽然这对夫妇因为生计搬去了别的城市，但最近可能又要回到我们中间”。德国拉廷根华人教会的同工孙小洁姐妹告诉CT。

但仅仅靠教会的活动是无法吸引信二代的。“我儿子所在的小学每周三上午会去当地教会参加敬拜，大约一节课的时间。同学里有个土耳其男孩，来自非常保守的伊斯兰家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三年级开始也积极参加周三上午的聚会。“

郑弟兄说，在教会留下的信二代中还是有不少对教会“抱着积极的态度”：“他们感恩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原来的环境，最终与父母团聚。父母的信仰和生活有时虽是脱节的，甚至那些罪是如此明显，但因为看见神没有放弃他们，心里便对福音有了更神一层认识。晓得这一切不单是靠着起早贪黑的努力，更是神的怜悯和恩典。“

（年轻一代基督徒在西班牙马德里华人教会2010年圣诞晚会演唱）

科尔多瓦的宣牧师说，二代事工因欧洲城市而异，“不同的地区需求和教会投入的程度会不同。一些华人移民比较多、工作机会比较多的大城市，二代事工能开展得比较好。但在比较偏僻、华人比较少的城市，如我们这里，二代事工就很难持续开展。我们的重点是在孩子18岁离开本地去读大学之前，通过主日学的教导等等，帮助他们在信仰上打好基础。然后我们期盼他们今后到其它地方去工作，能继续找到教会聚会，我们也会给他们介绍教会。当然这个也要看每个孩子的情况，这也说明每个家庭里父母的信仰传承很重要。”

年轻的信二代在教会层面还没有展现出一定的影响力，但愿意留下的年轻人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信仰的新形式。他们通过YouTube了解西班牙福音派教会敬拜的模式，他们被西人教会牧者的真实吸引。在华人教会中，牧者是不会认错的，而西人教会的牧师却会坦诚地向会众认错。这让他们大为震动。当他们开始自己的青年团契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效法这些教会。

郑弟兄强调，“移民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外在的环境或经济上的压力，而是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在主里面确认他们的第一身份是信徒，不是华人、商人、长老、创堂牧师、建堂牧师，而是和主相连的第一身份。”

一万，基督徒文字工作者。现居中国大陆，委身于家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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