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特权对基督教有害的证据

为什么基督教在一些国家增长，而在另一些国家却衰落？

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家运用所谓世俗化的论点来回答这个问题：科学、科技和教育将导致基督教在社会里的影响力下降。

最近，一些学者认为，原因其实是在于财富的累积。他们相信，日益繁荣使人们不必寻求更高的力量来供应他们的日常所需。换句话说，富裕与无神论有直接的联系。

在本月发表在《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杂志上的一篇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中，我与合著者对教育和富裕导致基督教衰落的论点提出了挑战。

根据我们对全球166个国家在2010年至2020年之间进行的抽样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决定基督教活力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通过其法律和政策对基督教给予官方支持的程度。然而，这并非虔诚的信徒所预料的那样。

随着政府对基督教的支援增加，基督徒的人数显著 减少 。即使考虑到其他可能推动基督教增长率的因素，如总体人口的趋势，这种关系仍然有效。

Image: 图片：尼莱·赛亚

我们承认，我们的方法和资料集不能反映一个对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因素：圣灵的动工。然而，我们对现有数据的大量统计测试表明，国家赋予的基督教特权与基督教衰落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而不仅是相关而已。

我们的研究指出了基督教活力的三种不同的悖论：多元化的悖论、特权的悖论和迫害的悖论。

1.多元化的悖论

许多基督徒认为，基督教兴旺最佳的方式是将所有其他宗教拒之门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最兴旺的国家，往往是在它必须与其他信仰平等竞争的地方。

也许对此最好的解释衍生自亚当·斯密最重要的作品《国家财富》。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正如市场经济借着迫使企业争夺市场占有率来刺激企业之间的竞争、创新和活力一样，不受监管的宗教市场也会对信仰机构产生同样的影响。

正如铁磨铁一样，竞争磨练宗教。多元化的背景迫使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提出最好的论据，即使其他信仰传统也被迫这样做。这就要求基督徒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并在思想市场上捍卫自己。

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一个国家对多元化的承诺增加，其基督教信徒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在基督徒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对基督教提供的官方支援低或全无支援。矛盾的是，基督教在必须自食其力时做得最好。

多元化的悖论呈现在基督教发展最快的两个世界区域：亚洲和非洲。

基督教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增长最强劲的是在亚洲，那里的信徒增长率是人口的两倍。当我们看到该地区只有一个基督教占多数的国家：菲律宾时，基督教在那里的爆炸性增长就更加不简单了。

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与欧洲相反，基督教在亚洲国家一直没有得到国家的优惠待遇，这一现实导致了基督教惊人的增长率。基督教信仰在体制上没有依附于国家政权，对它实际上有益，助长了其成长和活力。

以韩国为例，经过一个世纪，韩国已经从一个缺乏基督教的国家，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它目前是宣教士的第二大派遣国，仅次于美国。

这个例子很好地显明多元化的悖论。由于韩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没有享受到国家政权的特殊优惠。事实上，韩国的基督教遭受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迫害，在此期间，教堂被强行关闭，财产被没收。真的，在韩国历史中，教会一直在贫困、战争、独裁和国家危机中坚持下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韩国基督教呈现倍数增长，建造了数以万计的教堂，神学院每年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毕业生。今天，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

非洲是基督教蓬勃增长的另一个世界区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今天，非洲有近7亿基督徒，就人口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基督化的洲。事实上，上述10个从2010年至2020年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都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

基督教在非洲取得进展，并不是因为它享有与国家的特权地位，而是因为它必须与其他信仰传统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竞争。在基督教显著增长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坦桑尼亚，官方对基督教的支持程度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准。在其余情况下（包括排名中等的肯尼亚和赞比亚），对基督教的支援率都低于——通常是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准。

简言之，基督教在非洲和在亚洲一样，之所以兴旺，并不是 因为 它得到国家的支援，而是因为它 没有得到 支援。

2.特权的悖论

世界上基督教人数下降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为基督教提供了中等或高度的官方支援。宗教之间的竞争激发了基督教的生命力，而国家对基督教的偏袒无意中抑制了它的生命力。

当基督徒觉得受到来自少数宗教的威胁时，他们可能会期待国家在竞争中扶他们一把。这些优惠可能包括国家提供资金给宗教事工、赋予与国家机关联系的特权、以及免除一些对其他宗教团体的管制。然而，矛盾的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国家以这种方式对基督教的优惠最终并没有对教会带来帮助。

当基督徒试图要得到国家的青睐以维持他们的特权时，他们会分心不专注于他们的使命，而花精神在凯撒的事情上，而不是在上帝的事情上。

是的，受青睐的教会可以利用其特权地位对社会其他部分施加影响；然而，这主要是通过仪式和象征——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而不是通过灵命的热枕。因此，国家支持的教会往往失去灵命的实质——就是那些活出信仰的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导致信徒离开。

有趣的是，一些研究甚至表明，来自国家支持的教会的宣教士， 效率低于 与国家无关的教会差派的宣教士。

宗教学者早就注意到，世俗化的趋势最为强烈的地方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几个世纪以来，那里的教会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民意测验 都记录了 这一地区的信仰和参加宗教敬拜的水平都相对 薄弱 。

欧洲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地区，也是最富有的地区，这导致许多人认为富裕和基督教衰落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的研究却认为，欧洲的世俗化主要源于国家对基督教的广泛支援。

例如，在英国，法律将英国教会确立为国家教会，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给予其他宗教群体所没有的特权。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更正教国家也出现了基督教的衰落，那里的教会与国家关系一直以特权显著（包括过去的公共补贴）。例如，瑞典教会与国家政权间关系密切（两者已在2000年分离），瑞典国王担任教会最高领袖，并任命教会里的主教。

在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对罗马天主教会给予大力支援，并在家庭法、宗教广播、税收政策和教育等领域积极歧视非天主教徒。虽然在欧洲许多地区，这些国家的天主教特权已经削弱，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宗教竞争环境仍然不平衡，特别是在对新宗教的进入所设立的障碍这一方面。

在以东正教为主的国家，政治特权与基督教衰落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例如，俄罗斯向俄罗斯东正教提供了许多特权，如为圣地提供资金、与国家机构沟通、和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时向东正教的竞争对手施加了限制，包括拒绝发放签证给外国神职人员、驱逐宣教士出境、和拒绝给土地拥有权。像俄罗斯这样的东正教国家 最有可能 把教会和国家整合在一起。

结果，欧洲的教会不必担心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中与宗教对手竞争。因此，这些教会已经变得昏昏欲睡，因为他们依靠国家维持生计。

在基督教世界中，这些国家的教会出席率仍然是最低的，尽管绝大多数公民保留其官方教会的成员身份。欧洲教会承担的功能主要是在礼仪方面，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却很少发挥作用。华丽大教堂的设计是要欢迎数以百计的人，可是平日的主日崇拜只有寥寥可数的信徒参加。

简言之，欧洲基督教的衰落恰恰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

3.迫害的悖论

在第二世纪，早期教会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得出了惊人的结论：“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的研究令人惊异地发现，敌对基督教的歧视环境一般不会削弱基督教：在某些情况下，迫害甚至使教会坚强。

就像健康的宗教竞争，宗教迫害——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不允许基督徒踌躇满志。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宗教迫害给基督教极大的损害，例如在7世纪的北非、17世纪的日本、20世纪的阿尔巴尼亚和现代的伊拉克。然而，在许多其他歧视和迫害的景况下（除了种族灭绝暴力），教会出乎意料地——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繁荣昌盛。

在这些环境中，信徒将信仰视为力量的泉源，而这样的虔诚吸引了教外的人。

在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基督徒生活在高度迫害的国家。即便如此，基督教继续表现出非凡的韧性，就像早期的教会在凯撒的剑下一样。

今天，基督教在某些穆斯林国家——如伊朗和阿富汗——迅速成长，而在那里这信仰受到高度的迫害。 “开放之门”(Open Doors)按着基督徒受逼迫的程度把世界上的国家排名，将伊朗 列为 第八名，其程度是“极端”迫害。在这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禁止从伊斯兰教皈依基督、监禁传教者，并逮捕那些参加地下家庭教会或印刷、分发基督教文献的人。

然而，尽管政府威胁、施压和胁迫基督徒，伊朗的教会在皈依方面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虽然很难确切地知道伊朗有多少基督徒，因为大多数人为了害怕受到迫害而不揭露他们的信仰，根据 调查数据，估计伊朗信徒可能多达100万。这信仰在伊朗惊人的增长，导致政府的决策者广泛地担心基督教威胁到这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

伊朗东部的邻国阿富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开放之门将该国列为迫害基督徒第二名的地方，仅次于朝鲜。与伊朗一样，在阿富汗，从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是非法的，而这样做的人将面临监禁、暴力甚至死亡。基督徒不仅面对来自伊斯兰政府的迫害，也面对来自伊斯兰好战分子针对少数宗教的迫害。阿富汗基督教社区遭受了数十年战争的重创。

确切地知道在阿富汗的基督徒人数是不可能的。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基督教继续增长，因地下教会的存在而得到维持，尽管基督徒面临广泛和强烈的抑制。一些报告表示基督教甚至在阿富汗的精英和该国议会成员中蔓延开来。一个公开的例子：该国的第一夫人鲁拉·加尼（Rula Ghani）是来自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

在穆斯林世界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受迫害教会——中国教会——的经历反映了早期教会在凯撒剑下的经历，就是倍数的增长。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头三十年里，教会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尤其是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场运动由毛泽东发起，旨在通过对包括宗教在内的敌人发动斗争来维护中国的共产主义。在此期间，数十万基督徒沦亡了，包括天主教徒和更正教徒。

然而，基督教进入地下坚持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更正教徒甚至有相当大的增长。宗教社会学家杨凤刚指出，自1950年以来，更正教增长了23倍。中国近15亿人口中，至少有5%的人信奉基督教。

杨先生预测，未来几年，这一比例将倍增，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徒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到2050年，中国可能有一半是基督徒。

随着中国共产党继续大规模镇压宗教团体，未来几年可能证明这些预测过于乐观。但是，中国的镇压不可能完全遏制基督教的增长。

简言之，政治特权的诱惑，而不是迫害的威胁，似乎是基督教信仰的更大障碍。

给基督教的功课

这些悖论对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社区有重要的含义。

在欧洲，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维尼亚、法国、奥地利、义大利、德国、荷兰和瑞士的政治家和政党呼吁深化基督教与其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些成功的政治家将自己定位为基督教的捍卫者，反对外来的伊斯兰信仰威胁他们国家的基督教。

很多时候，右派民粹主义政党已经证明有能力增加他们的选票比例，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捍卫“基督教国家”。由于上述原因，我们预计，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基督教在世界这一地区将会进一步腐蚀和衰落。

大西洋彼岸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故事。美国的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运动，今天正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十字路口。

虽然美国与欧洲不同，没有官方对宗教的国家支援，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并没有与国家纠缠在一起。随着基督教与党派政治的日益交织，美国在宗教方面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衰落——这一趋势在一些学术研究中 得到了证实 。

过去30年来，美国不隶属任何宗教的人数急剧 增加 ，从1991年的6%增加到今天的23%，尽管在此期间，美国人口整体上经历了显著的成长。我们的论点表明，不隶属任何宗教人数的上升，部分归功于基督徒试图要得到国家政权的青睐（有时还得到了）。

保守派基督徒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以对抗“基督教价值观”在社会中所受到的侵蚀和要“为上帝把美国 夺回来 ”。为此，他们卷入了党派政治。

然而，宗教和政治以这种方式交织在一起，使人厌恶 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信仰支持他们个人所不同意的某种政治。因此，政治化的基督教一方面能够吸引一个越来越狭窄的群体，另一方面它使自由派和温和派的人离开教会。

政治的分化表明，美国可能正沿着与欧洲相同的路线前进。对关心的基督徒来说，好消息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和分析是正确的，就有可能扭转世俗化的趋势。

这将要求宗教机构躲避特权的诱惑，也不要把宗教竞争视为威胁而拒之门外。这做法并不要求基督徒脱离公众生活或完全放弃政治：然而，它会强烈警告基督徒不要把任何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或国家等同于上帝的计划。

我们的研究表明，基督教社区恢复福音见证的最好方法是拒绝寻求政治特权，认识到这种追求是不符合耶稣的教导。借着这样做，他们在表明，他们把基督的承诺当真，就是任何权势都不能胜过祂的教会。拒绝特权将使信徒更加依赖圣灵来打开人的心接受福音。

尼莱·赛亚（Nilay Saiya）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务助理教授。他是《和平的武器：宗教自由如何打击恐怖主义》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

“直言不讳”(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嘉宾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不一定代表出版社的意见。

翻译者：元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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