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联手,全球协力——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上的国际合作 中西联手,全球协力——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上的国际合作](https://www-images.christianitytoday.com/images/136988.jpg?h=528&w=940)
有位作者说过,《和合本》圣经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中文圣经,大家都叫它‘中文圣经’,而不用《和合本》这名称”。另一位则称赞《和合本》“集合了一百年来译经的精华”,是“无数中西学者的心血结晶,其中许多字词是由马礼逊的翻译而来的……”。近年虽然出现了多个不同的高质素中文译本,《和合本》也进行过大小修订,但新教中文圣经翻译的早年历史,的确清楚见证着这个“中西联手,全球协力”的特点,奠定了日后不同中译本的基础。
《巴设译本》与第一代翻译本
当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达广州时,中国仍在实施“一口通商”制度,羊城是洋商唯一可以使用的港口,对外国人在经商期间于中国的活动也有诸多限制。在马礼逊边学习边翻译的日子中,经由他和他在伦敦的中文老师容三德所抄录的《大英博物馆抄本》,是他最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这个新约圣经中译本的抄本,后来被证实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传教士巴设(Jean Bassett,又译白日升)与中国信徒徐若翰早年在四川翻译的。由于巴设在1707年去世,所以只翻译到《希伯来书》第1章便停下来,未能完成整部新约。
这份抄本大大影响了马礼逊的翻译,一大原因是,当时在印度东北部的丹麦管治港口塞兰坡(Serampore),也有另一班新教徒在尝试以中文翻译圣经,这造成双方竞争的局面。
塞兰坡的宣教中心由浸信会传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创办,在印度当地有很大贡献。除宣教之外,他们还负担起扶贫、教育,和把圣经翻译成多种印度语言及印刷圣经的工作。在偶然的情况下,他们认识了一位懂中文的亚美尼亚人拉撒(Joannes Lassar,原名Hovhannes Ghazarian),于是扩展出中文圣经翻译的事工。
拉撒也算是“一口通商”制度下产生的人物:他父亲是商人,早期带同家人到中国经商。但由于当时广州十三行只容许洋商以及与商务有关的人员居留(例如翻译员,这也是马礼逊为了留在中国而需兼任的职务),拉撒的父亲要把他留在澳门生活,并为他聘请了华人的中文老师。后来拉撒自己经商失败,到了印度生活,辗转被塞兰坡的信徒邀请教授中文,并开始和浸信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翻译中文圣经。
![马礼逊 马礼逊](https://www-images.christianitytoday.com/images/136989.jpg?h=314&w=250)
马礼逊
当马礼逊还处于圣经翻译工作的起步,拉撒和马殊曼已于1811年印行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中译本。马礼逊在极大的竞争压力下,希望加快翻译速度,最终大量使用了巴设的抄本,并成功在两年后(1813)完成新约全书的翻译。后来,在塞兰坡的浸信会译者得悉这个《巴设译本》的存在,也用来修订及完成他们的译本。结果,由于这两个译本——统称二马译本,即马礼逊、米怜译本和马殊曼、拉撒译本——都受到《巴设译本》的影响,在用词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虽说巴设的版本止于《希伯来书》第1章,因此马礼逊和马殊曼等要自行翻译新约后面的部分和旧约全书,但当中很多重要字词一直沿用至今,见证着《巴设译本》的影响力。这些字词包括:福音、使徒、义、恩、得救、天国、祈祷,等等,还有影响深远的“神”字。
南洋宣教经验与圣经本土化翻译
由于二马译本的主要翻译过程,分别在不甚开放的广州外商范围和印度塞兰坡进行,所以少有机会让华人读者参与和给予意见。这种情况在二马译本完成之前已开始转变,因为同属伦敦差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礼逊的建议下,于1815年在马来亚的马六甲设立宣教基地,逐渐发现南洋当地的多个华人社群是重要的禾场,有利于当地及中国福音工作的发展。
随后到达南洋开展事工的还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和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这些传教士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东南亚当地的华人,后来更用上多种书写媒体去接触他们,向他们介绍基督信仰,包括小说、月刊、福音小读本等等。为求能扩大读者群,这些阅读材料多以较简单易读的明、清章回小说书面语(后称浅文理)写成。作为翻译员,他们体会到初代圣经中译的语句过于直译,华人读者读起很不通顺。虽然马礼逊的新旧约译本《神天圣书》是他和米怜合力完成的,但米怜在翻译旧约时才加入,难以对译本的翻译语言和风格作出太大改变。
![郭实猎 郭实猎](https://www-images.christianitytoday.com/images/136990.jpg?h=314&w=250)
郭实猎
在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和郭实猎有机会以较本土化的语言和用词去重新翻译圣经。所完成的新约版本通称为《四人小组译本》,由麦都思和郭实猎,再加上首位到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以及马礼逊在澳门出生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四人合力完成。为首的麦都思除了用上较通俗的小说书面语,还尝试将一些《神天圣书》中较为音译的词汇改为更地道的意译表达,例如把“[口撒]咟日”(Sabbath)改为“安息日”,“吧[口所][口瓦]日”(Passover)改为“逾越节”,“啦吡”变为“夫子”。
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改动是,把《约翰福音》第1章的“言”改为“道”,把中国已有的“道”的观念引入为基督教所用。相信这种较本色化的翻译和书写方法,跟那一代译者具备在东南亚各地宣教和接触华人的经验不无关系。《四人小组译本》最终没有获得英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但郭实猎自行以同样风格把旧约全书翻译完成。这个新旧约版本日后被洪秀全选上,成为太平天国圣经的基本底本。
结合中西的文言译本
到了19世纪中叶,在种种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中国陆续对外开放多个港口和内陆地区。基于这个政治上的重大转变,新教圣经翻译工作朝向两个崭新但不甚一致的方向发展:首先是不同地区的传教士数目增多,制作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合一译本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这个崇高的理念易说难行:1843年,在香港举行了在华传教士会议,会中决定委派不同地区的传教士(delegates,即委办)去共同翻译出一个联合的《委办译本》。后来却因为伦敦差会,包括麦都思在内的几位传教士较为强势,引发译者与译者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议。出现分歧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词的译法,最严重的分歧莫过于“上帝”和“神”之间的选择,也就是日后延续多年的译名问题的导火线。
另一个争议点是翻译文字所用的书面语:麦都思认为一个用上文言文(后称“文理”)的合一译本才能获得中国知识份子的尊重和重视,但以裨治文为首的美国传教士却喜欢较口语化和易明的小说书面语(即后来的“浅文理”)。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终只完成了新约部分的《委办译本》,之后英国传教士退出了委员会,自行把旧约部分翻译完成。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则另行以他们认为合适的译名和书面语去翻译圣经,这个《裨治文、克陛存译本》在中国没多大流行,但在日本却备受当地的美国传教士垂青,还影响了日后完成的日文圣经翻译。
在《委办译本》方面,英国传教士也遇上难题,他们要使用艰涩的文言文翻译出被华人知识分子接受的译本。可幸的是,麦都思团队不久就得到儒学学者王昌桂和王韬父子的帮助,顺利完成《委办译本》的翻译。麦都思称赞王昌桂“因学识广博,赢得‘活字典’之誉”,而王韬“虽不如父亲之广博,而灵敏活用则有过之,文采优雅而论断允当”。日后著名史学家及教育家罗香林,更以“辞句渊雅,富文辞气息”去形容《委办译本》的文字。麦都思的文言文译本取得成功,王昌桂和王韬两位华人译者功不可没。
口语化译本的出现
中文圣经翻译上的另一个发展,可说是跟文言文译本朝相反的方向走:当传教士可以踏足中国多个地方,他们越发明白中国语言的多样化,和人民识字率偏低的情况。当时很多福音对象,如妇女,都看不懂文言文,即使把圣经读给他们听,他们也是听不明白。传教士便开始探讨以口语(白话)去翻译圣经的可能性,至少希望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更加明白。传教士也发现中国各地语言差异可以很大,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白话文版本去配合各地方的需要,例如北方要使用官话,江南一带要用上苏州土白和上海土白等,而南部沿岸则需要福州话和广东话译本等。
![施约瑟 施约瑟](https://www-images.christianitytoday.com/images/136998.jpg?h=314&w=250)
施约瑟
这些都是以汉字译成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些是以罗马字母拼音译成的,例如早期德国礼贤会传教士吕威廉(Wilhelm Louis)和花之安(Ernst Faber)合译的罗马字拼音版广东话《路加传福音书本地俗话》,以及瑞士巴色会(现称崇真会)以拼音翻译的客家话圣经。这一类译本主要是为方便传教士诵读而制作的。
首个最有名的官话译本是《北京译本》新约圣经,由几位在北京工作和传道的传教士合力翻译完成,当中包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以及犹太裔的美国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由于施约瑟来自立陶宛的犹太家庭,自小入读拉比学校,因此深谙希伯来文。在《北京译本》推出后,他分别以官话和浅文理书面语去完成旧约圣经的翻译,而他的官话旧约译本和《北京译本》对日后的官话《和合本》有很大影响。《和合本》中不少既优美又准确的翻译都有施约瑟的翻译痕迹,例如《诗篇》23篇,他译成“使我卧在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心里苏醒、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边、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
求同存异的共同译本
到了1890年,在另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中,多国的传教士和英、美、苏格兰三大圣经公会,共同决定成立三个翻译委员会,去完成新的一个共同译本。这译本的特色是它的多元性,以一个译本但多个版本,去解决多年来中文圣经翻译的一些重大争议:例如同时接纳“上帝”版和“神”版去克服译名问题,容许“浸”版和“洗”版共存去消除浸信会与其他宗派的翻译分歧,以及同时以文言文(文理)、小说文(浅文理)和白话文(官话)进行翻译,以解决多方对书面语选用的异见。
《和合本》在推出后短期内获得教会广泛支持,一大原因是背后这种求同存异、愿意妥协的精神。另外在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个翻译委员会中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美、英两国的传教士,但华人成员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多张《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合照中可以见到华人译者的踪影,其中狄考文的同工王宣忱(又名王元德)更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不仅在富善眼中是狄考文的“好老师”,在《和合本》翻译完成后,他为了改善《和合本》在文字流畅方面的“拮据”情况,更独自重译新约,并在1933年发行他的《新约全书》。虽然这个译本流通量不多,但王宣忱见证了多年来中文圣经翻译工作中西联合的特点。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和合本》圣经,绝对是一个多国传教士和译者合力完成的结晶。
唐子明,加拿大西三一大学圣经研究及原文讲师,加拿大卑诗大学及昆兰理工大学中国及东亚历史讲师。
本文是英国圣经公会与CT合作纪念马礼逊《神天圣书》全译本出版200周年的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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