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著名的女宣教士之一是余慈度(英文名Dora Yu,1873-1931)。余氏是中国长老会宣教士的女儿,在苏州女子医学院学习医学。除了医疗工作外,她还担任巡回布道员。1897年,她陪同美国人约瑟芬·坎贝尔(Josephine P. Campbell)到韩国宣教,在韩国妇女中行医和向她们传讲福音。六年后,当她回到中国时,她最终放弃了医学,把注意力放在了复兴布道上。在一次复兴聚会中,她带领一位名叫林和平的妇女信主,在后来的聚会中,她又带领林和平的儿子,年轻的“守望者”(倪柝声)信主,这两个人都成了传道人。余在中国各地领导复兴会议,并应邀在1927年的英国年度福音会议——凯瑟克(Keswick)大会上担任主要发言人。
1896年,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 1873-1954)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她是第一批从美国大学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之一。回到中国后,她看到了由当地华人发起和管理宣教工作的必要性。她共同创立了中国宣教士协会,成为中国基督教妇女节制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并与美国传教士詹妮·休斯(Jennie V. Hughes)在上海建立了伯特利(Bethel)宣教机构。石美玉和休斯的宣教机构在组织一些为传播福音而成立的 “布道团”方面发挥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1931年由计志文(Andrew Gih)建立的伯特利全球布道团,该团后来的成员包括著名布道家宋尚杰(John Sung)。
慢慢地,各教派开始正式接受正规的女性教会领袖。历史学家达娜·罗伯(Dana L. Robert) 特指出,早在1871年,美国卫理公会的女宣教士就认为这些圣经女教师的出现意味着恢复了圣经中的女执事职权。然而,这些女宣教士的解释在美国和中国等宣教区被争论了几十年。1924年,卫理公会大会在马萨诸塞州举行会议,谈到 “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国外,非常明显地需要妇女有效地主持圣礼”。大会做出了一个不朽的决定,允许妇女通过按立成为当地的传道人并享有有限的权利。这项决定将迅速影响到在中国的事工,在这个决定之后的几年里,有五名中国妇女被按立为福州和江西教会的地方传道人。
另一个重要事例是中国的“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这是当时最大的教派。在1931年的总理事会会议上,华北教区询问妇女是否可以被按立为牧者。经过一些讨论,会议得出结论,教派宪章没有禁止这一点。更令人惊讶的是,总理事会发现,它的许多成员教会已经按立了女长老。到20世纪40年代,其南福建教区也同样报告说,它按立了更多的妇女为其教会服务。
在英国圣公会,罗纳德·霍尔(Ronald O. Hall)主教于1944年在日本入侵时期,在澳门按立了李添嫒 (英文名Florence Li Tim-Oi, 1907-92) 为第一位女性圣职者,这引起了争议。这在全球范围内的英国圣公会中没有先例。因此,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争议,李氏辞去了她的圣职。1971年,当英国圣公会最终同意女性可以被按立为圣职时,黄娴芸(音译,英文名Jane Hwang Hsien-Yuin) 和乔伊斯·班尼特 (Joce M. Bennett) 是香港的最初两位被按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