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体的女性

一位德国宣教士在1898年写道：“戴德生尤为充分地利用了未婚女士的服事。”接着评论这种做法 “不得体，令人厌恶”。

不仅是他一个人这样想，许多宣教机构都严厉批评了派遣单身女性到宣教区的想法。但是到了1898年，福音派宣教的浪潮冲走了严格的性别角色。19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开始的妇女宣教运动已经产生了40个“女性机构”——只资助单身女性的宣教机构。成百上千的妇女在她们自己的国家被禁止从事按立牧师的工作，但她们热切地自愿到国外服事。

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戴德生的政策。妇女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内地会至关重要。1878年，他采取了一个备受批评的行动，允许单身女性宣教士作为团队成员在中国内地工作。到1882年，即成立后不到20年，中国内地会已经有56位妻子和95位单身女性参与宣教。

在戴德生宣教事工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女性都做出了富于牺牲精神的、杰出的贡献。以下的故事反映了成千上万自愿在中国宣教的女性。

独行侠

中国内地会中的大多数单身女宣教士都与女性伙伴一起工作，或者在有已婚夫妇的团队中工作。但是也有一些是特立独行的。

安妮·罗伊尔·泰勒（Annie Royle Taylor）（与戴德生没有亲属关系）于1884年抵达中国，她被描述为 “独行侠”，是一个 “个人主义者，不善于与同事建立和谐关系，以至于或者送她回英国，或者让她试图做到自己的极限”。她选择了后者，立志把福音带到西藏中心的禁城——拉萨。

面对许多障碍和挫折，她在1890年写道：“亲爱的安妮·泰勒[有]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但她并没有轻易放弃。到1892年，她已经准备好开始千里之行，进入西藏。与她同行的有藏族信徒庞措，一位中国人和他的藏族妻子，以及另外两位照顾她的16匹驮马的帮手。她穿上了藏族服装，并按照藏族尼姑的方式剃了头。

泰勒的队伍面临一个接一个障碍。土匪偷走了他们的帐篷和衣服，并杀死了他们的大部分牲口。一个工人死了，另一个半途而废了。团队中的那位中国人索要钱财，被拒绝后，他向西藏当局举报了她，导致她被捕。然而，根据A.J.布鲁姆豪(A. J. Broomhall)的说法，“她每天都记日记，在其中从不抱怨，并顽强地用她带来的醋栗和黑糖、面粉和羊油做了一个圣诞布丁”。

泰勒与逮捕她的政府官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而这次对峙的结果是政府提供了护送、马匹和物资帮助她继续旅行。在经历了更多的挫折之后，泰勒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机构——西藏先锋宣教团，不久，14名来自伦敦的申请人于1894年到达帮助她。

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刚刚诞生的宣教团就陷入了困境。新的宣教士否定了她的领导，并呼吁内地会提供援助。泰勒没有退缩。她写信给伦敦，要求招募女性，因为“西藏人尊重妇女，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会攻击她们”。

泰勒继续工作了20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除了那位忠实的皈依者庞措。

沙漠事工

她们被称为 “三人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了她们在中国的工作。在中国做了20多年的常规宣教工作之后，米尔德里德·凯布尔 （Mildred Cable ）、伊娃 （Eva）和弗朗西斯卡·弗伦奇 (Francesca French) 确信上帝在呼召她们去中国的大西北——戈壁滩甚至更远的地方。她们的许多同事都感到震惊。用凯布尔的话说，“有些人用有点官僚的口气写道，老傻瓜真是无可救药”。

三人组没有退缩。她们乘坐牛车旅行几个月之后到达浪子之城——长城内的最后一座城市，因其吸引罪犯而得名。她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过冬的基地。一年中其余的八个月，她们在戈壁滩上广阔的贸易路线上分享福音。她们在每一个居民点停留，计划好在节日和集市的时间到访，在那里传讲福音并分发小册子。

她们不止一次遭到强盗的袭击，并陷入当地的战争，但她们最顽固的敌人是天气。有一次在复活节期间的戈壁滩上，温暖的春风突然变成了让人睁不开眼的暴风雪。她们艰难地搭起帐篷，在飞雪和飞沙中燃起了粪火。完成后，她们烧水灌进热水瓶，但水瓶在递给伊娃时爆开了，烫伤了她冷得发抖的身体。另外两位护理了她的烧伤，但这一事件永远提醒着我们宣教先驱工作的代价。

破碎的心

然而，使用单身妇女进行宣教并非没有其复杂性。早期，戴德生因与两位单身宣教士詹妮·福尔丁（Jennie Faulding）和艾米莉·布拉奇利（Emily Blatchley）关系密切而受到公开批评，此后他与布拉奇利保持了距离——布拉奇利对此很难过。

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如此孤单，如此彻底地孤独。但我为什么会这样难以割舍呢？哦，主啊，请握住我的手。......我发现和戴德生夫妇在一起是如此的快乐，但我不能允许自己沉醉其中”。

在她写下这些话语后不久，布拉奇利就自愿陪同戴德生家的孩子们回英国上学了。他们离开后不久，戴德生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在分娩时去世。第二年，戴德生启程前往英国探望他的孩子们，而布拉奇利希望此行他会与她结婚。但这并没有发生。詹妮陪同戴德生踏上旅程，当抵达英国时，他们已经订婚了。

布拉奇利大受打击。她痛苦地在日记中写道：“根据我对自己本性的了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应该成为人妻。因此，我的神在爱和怜悯中切断了我那流淌的溪水，祂也许看到我会在其中啜饮太深。如此甜美的溪水，如此痛苦的断绝！因此一定有更大的祝福在等着我，因为耶稣允许我承受这样的痛苦。”她在戴德生的婚礼后不久死于肺结核。

婚姻冲突

戴德生没有把已婚和单身女性区分开来。他希望已婚妇女专注于事工，就像她们的单身姐妹那样。他给一位新招募的男性宣教士写道：“除非你打算让妻子成为一名真正的宣教士，而不仅仅是妻子、主妇和朋友，否则不要加入我们。”

玛丽亚为宣教士中的其他已婚妇女树立了榜样。尽管要照顾五个孩子，她仍积极参加事工，向中国妇女传福音，并担任中国内地会的第一夫人。众多灵魂在没有听到福音的情况下逝去，宣教团队中没有人可以免于勤责。

詹妮也很活跃，她要兼顾事工和照料戴德生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自他与玛丽亚的婚姻），还有他们后来所生更多的孩子。有一次，他们在英国时，戴德生病了，她独自返回中国，开展所需的难民事工，把孩子们留给戴德生照顾。

并且，除了他自己的妻子外，还有其他例子，比如伊索贝尔·库恩（Isobel Kuhn）。库恩的宣教士按立最初被推迟了，因为有人形容她 “骄傲、不听话，有可能会惹是生非”。但是经过两年的试用期，她于1928年以单身女性的身份启程前往中国。语言学习一结束，她就嫁给了同为宣教士的约翰·库恩（John Kuhn），她在穆迪圣经学院读书时认识了他。

他们都很有主见，在婚姻初期忍受了许多困难和个性冲突。不止一次，伊索贝尔愤怒地冲出家门。库恩对宣教士文献的诸多贡献之一是她坦诚地讲述了她和丈夫约翰在偏远地区单独居住时所面临的婚姻问题。

20年来，伊索贝尔和约翰一直在云南最西部的少数民族傈僳族中工作。1950年，由于激烈的游击战，他们被迫离开该地区，搬迁到泰国。在泰国事奉了不到两年后，伊索贝尔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她在1957年去世前又写了三本书，身后留下了丈夫、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八本书和许多文章，以坦诚而耳目一新的方式描述了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

不再克制不语

另一位中国宣教士阿瑟·史密斯夫人（Mrs. Arthur Smith）禁止任何让单身女性 “在宣教区内无法无天乱跑”的工作。她针对的是慕拉第 (Lottie Moon)，慕拉第在中国的工作将成为传奇（见《画廊》，第34页）。史密斯认为，女性宣教士的适当角色应该是“克制不语”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的 “不得体”的女性们，无论单身或已婚，都不同意这个观点。从她们以后中国的宣教事工与从前不再一样。

Ruth Tucker是基督教历史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许多书籍的作者，包括《从耶路撒冷到伊里安查亚: 基督教宣教士传记史》(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Zondervan, 1983）。

翻译：平凡的瓦器

校对：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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