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埃及记的真实性很重要?

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否真实发生过，是很重要的事吗？艾兴瓦德（Kurt Eichenwald）曾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一篇长篇大论，嘲笑圣经的历史真实性，甚至质疑人们是否有任何理解圣经经文的可能性。反驳艾兴瓦德的各路声音很快就出现，而且都十分有力。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讽刺之处：曾经在传奇编辑肯尼思·伍德沃德（Kenneth Woodward）的领导下以出色的宗教报导为特色的《新闻周刊》竟然让这样一篇研究不力的文章通过编辑审核。然而，艾兴瓦德的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提醒我们，关于圣经的真实性仍是非常重要的讨论。

2014年，一部纪录片进一步推动了这场讨论。《证据的规模：出埃及记》是一部花费十年制作的纪录片，2015年在美国约700家戏院上映。该片探讨了围绕着圣经历史的可靠性争论的核心问题：摩西是否真的曾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奴役，在干地上穿过红海，进入书珥的旷野（出埃及记15:22）。导演马霍尼（Timothy P. Mahoney）并非旧约学者、考古学家或神学家。他是个普通的福音派基督徒，并承认自己有时会怀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否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他以自己的身分出现在银幕上，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我能相信我手中的圣经文本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霍尼前往中东采访埃及卢克索文物局长曼苏尔·巴拉克（Mansour Baraik）和特拉维夫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及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等著名学者。这些专家和其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出埃及记》中所描述的事件与他们和其他人在考古记录中发现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关联。

这部片也邀请了美国最大的犹太教会之一、洛杉矶西奈圣殿（Sinai Temple）的拉比大卫·沃尔普（Rabbi David Wolpe）出镜。沃尔普阐述了他的观点，即信仰不一定要与历史或科学事实相符，尤其是妥拉中叙述的出埃及事件。不过，他在这个问题上并非“非黑即白”的立场。他告诉电台脱口秀主持人迈克尔·梅德维德（Michael Medved），“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内核很难说。但我对此更深层的信念是，无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经文都是真实的，而这是两码事。”

马霍尼探讨了是否有任何证据显示犹太人于拉美西斯王的时代（Rameses）在埃及生活。他从学者那里得到的答案仍旧是“没有”。如果学者们的回答是正确的，那么，马霍尼将这些论点联系起来，解释其中隐含意义的严重性：“若当时的埃及没有犹太人，则意味着没有出埃及这件事。若没有出埃及，则意味着犹太教的基础是个神话（myth）。而对基督徒来说，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们都搞错了，因为他们都接受了摩西和出埃及的现实，并将他们的教导建立在摩西和出埃及的现实之上。”

确实如此。在福音书中，耶稣多次提到摩西和上帝指示摩西的诫命，祂的口吻像是摩西确实记录下那些诫命。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将自己肉身的死亡——鲜血和身体——与摩西的逾越节羔羊在长子之灾中拯救以色列人的生命连结在一起。难道耶稣将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与一个从未发生过的事件连结在一起？如果是这样，圣经整个叙事里的盟约本质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摩西从未存在过，拿撒勒人耶稣就不可能是“新的摩西”，我们看到的故事不过是安德鲁·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乐剧《万世巨星》中的弥赛亚— — 一个仅仅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亚。故事就此结束。

救赎的历史现实

基督教信仰不仅完全建立在摩西叙事的历史性上，西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基础也是如此。我们的普通法和法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犹太教的盟约观念。没有摩西，我们就失去了上帝对政府和人类权威权力限制的认知。而这种植根于妥拉的宪政主义的目标是什么？根据《牛津最高法院指南》，它“旨在防止暴政，保障自由社会所依赖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因此，每一个关心自由的人都应该关注这场围绕着《出埃及记》的辩论。摩西的教导真的来自摩西吗？它们植根于一个超越性的源头吗？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马霍尼的电影在马丁路德·金恩纪念日上映也是个幸运的巧合。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恩在孟菲斯洛林汽车旅馆被枪杀，我们举国缅怀这位民权运动领袖的生平和精神遗产。马丁路德·金恩一再将争取民权的奋斗置于“出埃及”的历史背景下。他明显将《出埃及记》视为与美国非裔的经验平行的历史记载。就在遇刺前夜，马丁路德·金恩进行最后一次的讲道。他是这样开始的：

孟菲斯市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你知道，如果我能站在时间的起点，对着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进行一种整体的、全景式的观察，而全能的上帝对我说：“马丁路德·金恩，你想生活在哪个时代？”我想我会选择从埃及出发，看着上帝的孩子们从埃及黑暗的地牢出发，穿越红海，穿越旷野，走向应许之地。

对马丁路德·金恩和他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中的一群英雄来说，以色列人经历的奴役和上帝将他们从法老手中解救出来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救赎的历史现实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被奴役的历史及被救赎的历史真实地发生过。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的降临的荣耀”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或诗意的情怀。 （编按：此为马丁路德·金恩演讲的最后一句话）

马霍尼本人在《证据的规模：出埃及记》中采用记者的手段。他采访专家，考量各种情况，并对摩西和圣经的历史性得出自己的结论。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影片的主角最终回到圣经文本本身。是的，马霍尼让自己的信仰指引他。在我看来，这是场胜利。 《出埃及记》真的发生过吗？如果本文的读者知道马霍尼最终的回答是得之不易的“是”，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但是，马霍尼和执行制片大卫·韦斯纳（David Wessner）的方法并不是机械的护教方式。质疑《出埃及记》的人没有被视为稻草人，而是尊重地被主角视为一同探索历史真相的同伴。这本身就足以让人们愿意参与这趟旅程。

与《出埃及记》的真实性相关的问题的严重性应鼓励基督徒与朋友一起观看这部纪录片，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确实，自2014年的电影《出埃及记：天地王者》上映以来，《出埃及记》已再次引起全美国的关注。在一次关于该片的访谈中，导演史考特撇开了故事取材自过去历史的说法。当关于这部电影是否忠于圣经文本的问题引起争议时，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在报导的开头轻率地写道：“......很明显地，没有历史证据支持圣经记载的《出埃及记》的真实性。”真的是这样吗？马霍尼和其他许多学者还有别的话想说。

对于观看《证据的规模：出埃及记》的基督徒而言，另一个正面的结果是，它可能会引发其他关于我们信仰的根基的严肃对话。这会是福音派基督徒“恢复出厂设定”的时刻吗？也许吧。我们当然可以好好地使用这个时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许多惯常去教会的基督徒可能已有非常多年未曾思考过那些挑战我们传统信仰内容的问题。有些传道人在文化上习惯避免谈论与质疑相关的内容，选择看似更虔诚、更属灵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尴尬地活成了经典电影《日落大道》里的主角——过气的默片女星诺玛·戴斯蒙（Norma Desmond）：我们假装一切都很好，仿佛我们仍生活在我们最辉煌的时代；但我们的朋友却替我们感到尴尬，觉得我们已失去理智，干脆放任我们做自己。

在2011年接受《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采访时，备受赞誉的电影制作人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战争迷雾》的导演）表示，纪录片制作者的任务是帮助观众“重新发现现实”。他表示：

有些人走过来对你说：“好吧，我是后现代主义者。我真的不关心真相是什么，因为真相是主观的，或有各种不同版本的真相：你的真相，我的真相，别人的真相。然后你对他们说：“所以对你来说，谁扣动了扳机并不重要吗？对你来说，某人是否犯了谋杀罪，或者监狱里的某人是无辜还是有罪，都只是个人观点的问题？ ”

真相是什么确实非常重要。人们想要知道答案：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时间、过程如何、以及为什么。如果不能提供这些微小的真相，他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这些事物背后最终极的真相。

//Speaking Out系列不一定代表本刊观点//

Gregory Alan Thornbury是纽约市国王学院（The King's College）的院长，着有《恢复经典福音派：应用卡尔亨利的智慧与愿景》（Recovering Classic Evangelicalism: Applying the Wisdom and Vision of Carl F. H. Henry）一书，由十字路出版社（Crossway）出版。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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