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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逝世

「我們自身的罪孽和缺陷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多,但同時我們在耶穌基督裡得到的愛和接納也比我們敢於盼望的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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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逝世
Image: Courtesy of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 Edits by Rick Szuecs

摩太·凱勒(Tim Keller)是紐約市的一位牧師,他牧養城市裡的職青及各領域的專業人士,並以自身的榜樣教導他們:即使在一個看似沒有盼望的城市,美好的基督徒見證也能贏得人們的心,讓人們對福音感興趣。凱勒與胰腺癌搏鬥三年後於週五逝世,享年72歲。

凱勒在曼哈頓建立一間改革宗福音派教會、創建一個植堂事工網絡、共同創立了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並寫了多本關於上帝、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暢銷書。

無論走到哪裡,凱勒的講道都離不開罪及恩典。

「福音就是這樣,」凱勒一次 一次地。 「我們自身的罪孽和缺陷比我們想要相信的還要多,但同時我們在耶穌基督裡得到的愛和接納也比我們敢於希望的還要多。」

凱勒經常被人指控——尤其在後面的幾年裡——指控他與這個世界的文化妥協。他既拒絕用文化戰爭抵抗世俗,也拒絕以「碾壓自由派」的方式佈道,人們指責他過於強調教會要與世界連結,是為了被社會接納以致於淡化甚至背叛基督教的真理。

但在凱勒的講道和教學中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是偶像崇拜。凱勒堅持認為,人們是破碎的,他們知道這一點,但他們並不明白只有耶穌才能真正修復他們。只有上帝的恩典能滿足人最深的渴望。

在他位於曼哈頓的教會講台上,凱勒告訴這個國家的文化精英們,他們崇拜著假神。

2009年的一次講道上他說:「我們都想覺得自己是很美好的。我們想感覺到被愛。我們想感覺到活著的意義⋯⋯這是我們如此努力工作的原因,而這正是罪的根源。」

凱勒向《紐約雜誌》解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關於罪的古老信息。但是當許多人聽到「罪」的時候,他們只想到性、毒品或偷竊之類的罪。然而,對於凱勒試圖以福音觸及的現代創新階層菁英而言,他們被許多更有害的罪——那些試圖取代上帝的愛的罪——所深深影響著。

「與世界有連結」的目的是要辨認出那些轄制著人們靈魂的偶像。然後告訴他們,他們可以獲得自由。

住在曼哈頓的人們 「一生都生活在父母、音樂老師、教練、教授和老闆的影響下,不斷告訴他們要做得更好、更出色、更努力」,凱勒於2021年反思道。 「聽到上帝透過耶穌的生命和死亡滿足了祂對公義的要求,並且祂對任何相信祂的公義的人再無譴責——是極為美好且自由的信息。」

凱勒是在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就學時聽到了這個信息。他於1950年9月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阿倫敦(Allentown),父母是威廉和路易絲·克萊門特·凱勒(William and Louise Clemente Keller)。他們家在一間路德教會聚會。小時候的凱勒參加了兩年的堅信禮課程,但他在那裡主要學到的課題是:宗教就是勸人為善。

1968年,凱勒上了大學,加入校園基督徒團契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他加入的一部分原因是那裡的基督徒似乎很關心民權運動。但凱勒很快就相信基督教是真實的,並大量的閱讀英國福音派的書籍,特別是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卜魯斯博士(F. F. Bruce)及魯益師(C.S. Lewis)的作品。

在晚年,凱勒喜歡稱魯益師為他的守護聖徒,並引用魯益師所說的「信基督教的理由」

(編按:魯益師曾說,「信基督教最重要的理由是:因為基督教是真的(because it is true)」)。

1972年畢業後,凱勒去了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叫凱西·克里斯蒂(Kathy Krist)的同學。凱西因著閱讀魯益師的著作而信主,並與魯益師通信直到他過世(那一年她13歲)。凱勒與凱西相愛,並在1975年畢業前夕結婚。

凱勒在美國長老會(PCA)被按立,這個教派1973年於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成立,旗下有約300個教會。凱勒接受了維吉尼亞州霍普韋爾鎮(Hopewell)一間教會的呼召。霍普韋爾是里士滿(Richmond)南邊的一個小鎮,位於一座聯邦監獄和詹姆斯河(James River)之間,詹姆斯河被霍普韋爾所生產的Kepone殺蟲劑所污染

身為一位年僅24歲的新牧師,凱勒從錯誤中不斷學習。

他告訴《世界》雜誌:「和其他人一樣,我的講道太長了,我的牧養方式對一些人來說不管用——我有時候太直接,有時又不夠直接。我曾開辦過沒人感興趣的事工項目。但由於會眾是如此支持及愛護我,我犯下這些錯誤時,沒有人攻擊我。」

凱勒學會縮短他的講道,不推出教會不需要的事工項目。更重要的是,他學會如何將他的牧養工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

凱勒說:「我學會了不把事工建立在領導魅力(反正我也沒有)或講道技巧(早期的我沒什麼技巧可言)上,而是建立在對人的牧養和在我犯錯時的悔改上。⋯⋯在一個小鎮裡,如果人們信任你——你的品格——他們就會跟隨你,而這種信任必須建立在個人關係上。」

九年後,凱勒離開維吉尼亞,回到賓州。他在西敏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實用神學(Practical Theology),專注研究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執事的事奉。

他還開始為PCA工作,幫助該教派的建堂工作。但是,當他在1989年試圖招募人一同在紐約市建立教會時,他失敗了。

他所聯絡的每個人都拒絕了他。他們說這是個壞主意。

凱勒後來回憶說:「幾乎所有的人都告訴我這是一個愚蠢的舉動。曼哈頓是懷疑論者、批評家和憤世嫉俗者的天下。中產階級通常是教會的主要市場,但因為犯罪率及生活成本的上升,中產階級正在逃離這個城市。」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逃離。白人逃離後留下了許多充滿活力的城市教會,轉服事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社區。這座城市還吸引了年輕的白人——這些雄心勃勃、受過高等教育、有抱負的世界領導人——他們比其他人更不可能去教會,或相信基督教能帶來什麼好處。

凱勒和他的妻子在曼哈頓建立了救贖主基督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以接觸這些年輕人為目標而開始事奉。

凱勒回顧40歲時剛搬到紐約市的感受,並想著來自全國各地多少年輕人有和他一樣的經歷。

「首先,你被那些和你相似的人轟炸著,只是他們更優秀,」凱勒。「你可能是德克薩斯州《熱咖啡》店最好的小提琴手,然後你在賓州車站下了火車,讓你驚恐的是,外面有人拉著小提琴乞討,而且她拉得比你好。這讓你深陷其中,不斷地練習、練習、再練習。」

凱勒說,發生在紐約新移民身上的第二件事是,他們被一種他們在大都市以外無法體驗到的多樣性所衝擊。新來的人每天都被那些和他們想法不同的人包圍著。

「這個事實讓你為了夢想拼命提出比以前更好的想法,或是讓你把新的想法融進自己原有的想法裡,」他說。

在教會裡,凱勒兩者都做了。

凱勒使命的核心和他的信息與他在霍普韋爾鎮時一樣,但他和工作人員也努力將其轉化適應不同的文化處境。他們的主要理念是「教會遵循舊法不會成功」,並一再強調「先例不能代表什麼」。

凱勒帶領的救贖主基督長老教會在第一個十年中看到了成功的影子。直至1989年底前,正常出席的人數約為250人。1990年秋天,教會吸引了600人,包括一些對凱勒講道的內容感興趣的非信徒。

2001年9月11的恐怖攻擊摧毀了世界貿易中心後,這間教會受到全國戲劇性的關注。

事件發生的那個週日,有超過5000人來到凱勒的教會。因為教會容納不下這麼多人,凱勒答應會準備第二堂禮拜。有數百人回來參加第二堂禮拜。當紐約恢復到接近正常的狀態時,救贖主教會的每週出席人數增加了約800人。

凱勒和救贖主的工作人員開始幫助其他想在大城市處境下建立教會的人。直到2006年之前,救贖主在PCA內有16個子教會,並已幫助來自不同教派共約50個教會在紐約市起步。

凱勒還指導不同大城市的牧師如何在他們的城市裡將福音處境化,從波士頓、華盛頓特區、到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牧師都有。

幾年後,凱勒出版了一部護教學著作:《我為什麼相信?》,該書認真對待所有對上帝的質疑,試圖向懷疑論者分享他們自身「信心的跳躍(leap of faith)」,並詳述歷史上基督徒在質疑的路上曾走過的路徑。

凱勒與當時最盛行的信仰批評家——「新無神論者(New Atheists)」進行了交流,並藉鑑了眾多思想家的觀點,為信仰的合理性提出依據,包括魯益師和神學家N.T.賴特,以及哲學家索倫·奧貝·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以及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和安·萊絲(Anne Rice)。

《我為什麼相信?》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第七,並為凱勒贏得了當時一些最菁英的文化場所的聽眾。凱勒在Google發表了關於信仰的演講,並接受Big Think的採訪。Big Think是一個新興的網站,策劃與「我們時代最聰明的頭腦和最大膽的想法」之間的對話。

凱勒當時成為許多福音派人士在文化參與上的榜樣。他的方法尤其受到深感「文化戰爭」已深深傷害基督徒在世上的見證的基督徒的歡迎。文化戰爭(culture war)指的是一種特定的基督徒行為模式:對郊區(中產階級式的生活)的強烈認同感、教會內的政治動員,以及強烈的反智主義。

一位《今日基督教》的編輯寫道,「50年後,如果福音派基督徒以其對城市的熱愛、對憐憫和正義的承諾以及對鄰舍的愛而廣為世界所知,提摩太·凱勒會以身為新城市基督徒的先驅而被人銘記。」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樣的願景。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教授卡爾·楚門(Carl Trueman)不同意凱勒對城市的熱愛以及他對可以接觸到城市裡的人的樂觀態度。楚門寫道:「對我來說,城市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其唯一目的是為像我這樣的鄉下人提供一個偶爾去看戲的地方。⋯⋯而且我絕對不是像他那樣樂觀的改革主義者——相信我,事情只會越來越糟而已。」

凱勒也面臨著不太友好的批評。一些人稱他是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個「高調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為基督徒受眾重新包裝馬克思主義這方面特別厲害」。

當凱勒認為正統的基督徒不應擁護美國兩黨制中任一個政黨時,有人說他深深誤解了文化被改變的方式。他們認為,在一個已經對基督教真理充滿敵意的世界上,「美好的見證人」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First Things的編輯詹姆斯·R·伍德(James R. Wood)曾經非常支持凱勒,他送給他的伴郎凱勒的最新著作。當他和妻子養了一隻狗時,他們以這位紐約牧師的名字給它命名。

但在2016年的選舉中,伍德的想法發生了變化。

伍德寫道:「當我觀察到我們周圍文化的氛圍改變時,我不再那麼有自信,認為我從凱勒那裡學到的傳福音樣本能為現在這個文化性及政治性的時刻提供足夠的指導。很多和我一樣的前粉絲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若傳道人希望透過將冒犯度降到最低來使人願意聆聽福音,也許會掩蓋住我們在政治(決策)的時刻所需要的東西。」

這些年來,凱勒有對一些批評作出回應,但多數的情況下他似乎不會對批評感到不安。他繼續牧養著在曼哈頓的會眾,直到66歲時卸任

爾後,凱勒繼續服事於他的教會建堂事工網絡「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在各地演講及寫作。

2020年,凱勒宣布他患有胰腺癌。在他接受密集治療的同時,凱勒身為一個牧師,持續發表著關於上帝、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演講和文章。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再次向人們談論罪和恩典。

他不斷要求人們去思考,自己在活著及死亡之時最深的渴望是如何指向基督的。

「如果耶穌基督的復活真的發生過,」凱勒告訴《紐約時報》,「那在終末的那一天,上帝會把一切錯誤都糾正過來。苦難會消失。邪惡會消失。死亡會消失。衰老會消失。胰腺癌也會消失。而如果耶穌基督的復活沒有發生過,所有的賭注也都不存在。但如果它真的發生了,這個世界就充滿盼望。」

凱勒的妻子凱西和他們的三個兒子大衛、邁克爾和喬納森仍然在世。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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