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宣教勇士戴德生

“任何爱安逸的男人或者女人都不能为基督赢得的中国......只有立志永远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第一位，甚至高于自己生命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

1853年9月，一艘小小的三桅帆船悄悄地驶出利物浦港，船上坐着21岁的宣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他面容消瘦，目光如炬。他的目的地是一个刚刚进入西方福音机构视野的国家：中国；当时只有几十名宣教士常驻在那里。然而，半个世纪后，戴德生在中国去世之时，随着每年有数千人自愿到中国服事，中国被视为最适合撒种和最有挑战的宣教禾场。

激进的宣教士

戴德生的父母是戴雅各（James Taylor）和贺美雅（Amelia Taylor）。这对虔诚爱主的卫理公会夫妇对远东地区未得之民有火热的负担，他们曾为他们的新生儿祷告说：“主啊，愿你赐给我们的儿子将来为袮到中国服事。” 随之数年后的一天，十几岁的戴德生在一次迫切的祈祷中，躺在地上，经历了一次属灵上的重生。他后来说:“我在上帝面前有说不出的敬畏和说不出的喜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拼命地预备自己：学习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普通话，全副精力更深入地读经祈祷。

他的船抵达上海港口，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人签订的条款里被迫向外国人开放的五个 “通商口岸”之一。上岸后，戴德生立即做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至少对当时的新教徒宣教士来说）：他决定穿上中国人穿的大褂，留起长辫子（像中国男人那样）。他的新教徒同道们则反应不一，要么是难以置信，要么是颇有微词。

但对于戴德生来说，他对当时大多数宣教士是不满意的。他认为那些宣教士过于“属世界”，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需要他们做翻译的英国商人和外交官身上。而戴德生则希望将基督教信仰带到中国内陆。因此，在刚到达中国的几个月，语言还不熟悉时，戴德生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一起出发到内地，从内地航行到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分发中文《圣经》和福音单张。

1857年，曾一度差派支持戴德生的中国传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宣布无力继续支持宣教士。这直接导致戴德生从中国传教会退出，他决定成为一名独立的宣教士，单单仰望上帝的供应。同年，他与玛丽亚·戴尔（Maria Dyer）结婚。玛丽亚是一位常驻中国的宣教士的女儿。婚后，戴德生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在宁波的小教会增长到21名成员。但到了1861年，他得了重病（可能是肝炎），被迫返回英国养病。

在英国，停不下来的的戴德生继续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这是他在中国就开始做的工作），同时学习成为一名助产士，并招募更多宣教士。令他作难的是英国基督徒对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于是他写了《中国的属灵需要的呼声》这篇文章。在其中一段话中，他指责道：“难道英国全部的基督徒要看着众多中国人走向毁灭而袖手旁观吗？你们难道要自己独占丰富的福音信息而任凭他们因为缺乏福音的传入走向灭亡吗？”

之后戴德生确信他需要成立一个特殊的差会向中国内陆传福音。他首先制定了招募24名宣教士的计划，即为中国11个未得之地的省份，每个省份分配两名宣教士，为蒙古分配两名宣教士。这是一个有远见的计划，让资深的招募者也目瞪口呆。因为按这个计划，去中国的宣教士总人数要增长四分之一。

戴德生本人也不是毫无怀疑的：他担心的是将弟兄姊妹送入内陆，却全无人身保护；但同时，他为数百万没有福音盼望将要死去的中国人感到伤心绝望。1865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两三个月，激烈的冲突......我以为我会丧失理智。” 于是一位朋友邀请他到英国南岸的布莱顿去短暂休息。戴德生在海边散步，心里的阴霾才得以消除。

“在那儿（布莱顿），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了他，让他来做这项工作。我祷告说，所有问题和后果都必须由主来承担；作为他的仆人，我要做的是顺服和跟随。”

他成立的新的宣教组织被称为“中国内地会”（CIM）。中国内地会的特殊性包括：其宣教士将完全没有工资保证，也不能募款；他们必须唯独仰望上帝的供应；此外，其宣教士必须穿中国服装，誓要将福音传到中国内陆。

在戴德生事工取得突破的那年，戴德生和他的夫人，及四个孩子，并16名年轻的宣教士从伦敦启程，与戴德生已经带领在中国宣教的其他五名传教士会合。

内部忧虑

戴德生继续对自己和内地会的宣教士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刚回到中国时每天要看200多个病人）。但引起了其中有些人的不服，比如倪来义（Lewis Nicol）指责戴德生并说他必须停止他的独断专行。于是戴德生不得不将倪来义从内地会中除名，随后几名内地会的成员或因此事，或因其他冲突而离开内地会，加入其他差会。但在1876年，共有52名宣教士的中国内地会，仍占所有中国宣教士的五分之一。

由于认识到仍有众多的中国人需要福音，戴德生制定了另一项激进的政策：他将未婚姐妹送入内陆宣教，此举受到许多有经验的老宣教士批评。但戴德生的冒险精神并没有边界。1881年，他祷告请求神在三年内再呼召70名宣教士，他最后收了76名。1886年底，戴德生向主祈求在一年内再招100名宣教士；到1887年11月，他宣布有102名候选人加入内地会服事。

戴德生的的领导风格和过高的要求导致中国内地会的伦敦和中国理事会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伦敦方面认为他独断专行；而戴德生的回应是，他只是在尽力做到最好，精益求精，也要求其他人拿出同样的委身精神出来。他写道“任何爱安逸的男人或者女人都不能为基督赢得的中国......只有立志永远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第一位，甚至高于自己生命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

戴德生殚精竭虑的服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如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演讲招募）从未停止。尽管他健康状况不佳，并有抑郁症发作，他仍然坚持工作。

（到1900年，戴德生的身体和精神全线崩溃，不堪重负。他的家人也为他的异象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妻子玛丽亚在33岁时就去世了，他们的八个孩子中有四个在10岁前就夭折了。（戴德生最后与内地会的一名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结婚。）

因着戴德生的工作态度和对神的绝对信任 （尽管他从不募款，但内地会却发展壮大了），他激励了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放弃西方的安逸生活，把福音的信息带到陌生而广袤的中国内陆。虽然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因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执政而中断，但内地会仍以海外基督使团的名义延续至今。

（本文是《今日基督教》教会历史栏目的专文）

翻译：伊莎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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