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投票給哈佛大學校牧團的無神論主席？

上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挑釁性的文章，稱哈佛大學校牧團的新主席是一位無神論者。 去年春天，格雷格·愛潑斯坦（Greg Epstein）被其他的校牧同事們一致推選為主席。 我是投票給他的人之一。

七年來，我一直在哈佛大學工作，是受雇於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IVCF）的福音派校園牧師。 我相信《聖經》是有權威的，作為上帝的話語是完全值得信賴的。 我相信只有耶穌是救贖之路，若不通過祂，就沒有人可以到父那裡去。 那麼我為什麼要投票給一個無神論者來領導哈佛大學的校牧團？

答案在於哈佛大學校牧團獨特的、非集權式的運作方式，以及這群來自各個信仰（或無信仰）的領袖們如何在這所常春藤名校里，為以福音為中心的事工打開大門。 真正的哈佛大學校牧團——而不是在媒體上被扭曲呈現的那個——講述了一個不同的、非常重要的故事：福音派如何在不損害信仰、真理或使命的前提下，在跨宗教的空間里蓬勃發展。

針對《紐約時報》的報道，許多基督教和保守派 媒體迅速鼓動起宗教人士的委屈感，後者試圖保護自己免受世俗主義浪潮的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 他們明確地表明了擔憂，“如果哈佛大學得逞，甚至信仰空間也會被世俗主義者所統治”。

如果自己不是當事人，我可能也會對這個消息有類似的反應。

事發現場當然是一個Zoom會議。 它發生在春季。 我們是一個大約30人的團體，投票選出了明年執行委員會的校牧名單。 我被選為會員委員會主席，格雷格·愛潑斯坦——哈佛大學自2005年以來的人文主義牧師——被選為（校牧團）主席。 大家幾乎沒有討論就一致投票通過了決議，並對願意以各種方式服務的各位校牧表示感謝。這包括前一年我們投票支持的拉比，以及他之前的路德宗校牧，還有她之前的福音派校牧。

一些媒體稱愛潑斯坦是“首席校牧”。 還有人聲稱他 “將監督校園內所有宗教團體的活動”，還有人說他現在正在 “指導大學的40多個宗教領袖”。

這些報告並未恰如其分地描述這一角色的性質。 哈佛沒有“首席校牧”，哈佛校牧團的主席也不指導校園的信仰生活。 我們是一個非集權的、非等級化的獨立校牧團體，大約有40名牧師，跨越大約25個教派、組織、信仰傳統和宗教。

我們是哈佛的附屬機構，但通常不是哈佛的僱員。 在信仰或教義的問題上，我們不向任何上級報告。 我們有共同的承諾，首先是以公平和誠實對待彼此的信仰群體，其次是致力滿足哈佛人的精神需求。 我們是一個以共識為基礎的群體，往往很容易達成共識，因為並沒有在教義問題上達成一致的預期。

主席從我們中間選出，通常任期兩年，為期一年。 這個人主要服務各位校牧——協調、召集和領導我們的會議，以及作為我們和哈佛大學校長辦公室之間的渠道。 他們偶爾也會代表我們參加某處的活動。

選擇校牧團主席不是為了反映誰的信仰傳統佔優勢，也不是為了獎勵最有影響力的校牧。 這些主席並不代表哈佛校牧團有什麼大膽的新願景。 他們被選中，是因為他們是我們小組中值得信賴、有能力的成員。

在這種情況下，我投票給格雷格，因為他很有能力勝任他當選的角色，而不是很多媒體想象的角色。 但我還有更深入的理由：這個跨宗教的校牧團體有益於福音派領袖的事工和使命，包括我和我所代表的組織。

福音派人士歷來對跨宗教的項目持謹慎態度。 我在生命中的許多時刻也是如此。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已經學會了如何參與這些項目，前提是不妥協我內心深處排他性的信念。 正如多元信仰鄰舍網絡（Multi-Faith Neighbors Network）的牧師和創始人鮑勃·羅伯茨（Bob Roberts）所解釋的那樣。

近年來，福音派基督徒在行動上將自己與社會和文化的其他部分隔絕開來。 他們這樣做有各種原因，但這產生了一個不了解世界的教會，而一個不了解世界的教會不能忠實地以耶穌的愛來服務和參與世界。 多元信仰使我們不僅有機會為世界服務，也能了解這個世界。

懷舊的情緒讓人們起戒心。 我當然為基督教身份 在 任何地方的衰落感到悲哀。 但是，當我們懷念某個被錯誤記憶的、已經遠去的時代，當基督教（幾乎）是鎮上唯一的商店時，教會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在哈佛的這個具體的例子中，如果你回溯到僅僅幾十年前，福音派基本上被排除在校園的宗教生活之外。 在哈佛大學校牧團產生之前，只有主流新教教會能參與事工。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們福音派受益於哈佛對宗教形式多樣化的新渴望。

然而，第二個謹慎的原因有一些重要的道理。 福音派人士擔心，跨宗教空間往往有一個前提條件，即所有參與者都要放棄任何排他性主張。這樣的擔心是對的。 我們懷疑， 跨宗教 往往意味着將所有宗教視為一體，而不是跨越真實乃至巨大的意識形態差異進行交談和合作。

當我作為學生來到哈佛大學神學院（HDS）時，我懷有這種恐懼。 像我這樣持有排他性真理主張的人在某些校園的跨宗教環境中找不到什麼空間。 但是，當HDS邀請跨宗教青年核心組織（Interfaith Youth Core）的創始人艾布·帕泰爾（Eboo Patel）發言時，我很驚訝。而他在這個平台上哀嘆跨宗教空間沒有福音派人士，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演講中，他沒有指責福音派的不寬容，而是將矛頭指向了跨宗教空間。 在為《哈佛神學公報》撰寫的一篇相關文章中，他問道。

跨宗教工作的 目的 是什麼？ 是不是要把不同宗教的神學自由主義者和政治進步人士聚集在一起，分享他們不同的信仰如何使他們產生類似的世界觀？ ...... 如果這種方法將信仰團體排除在外，並可能引起對信仰團體的敵意，那麼就應該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所認為的在名為“跨宗教”的運動中所做的到底是什麼。

我的經驗告訴我，跨宗教空間已逐漸意識到排除持有排他性主張人士的局限性。 這種做法最終會將大多數宗教人士排除在外。 作為回應，一種新的方式正在興起，而哈佛大學的校牧們就是這一運動的一部分。

我們的跨宗教工作採取非集權的方式，鼓勵信仰的真實表達——不是來自高校管理者或首席校牧的設想，而是源自教會和宗教組織派來的事工人員及其踐行者的 生活。 這種對真正多樣性的承諾為福音派教徒提供了空間，使他們能夠在世界最重要的學術機構之一的宗教領導層中蓬勃發展，成為值得信賴的成員。

本着這種精神，我深深感謝那些花了幾十年時間建立友誼和夥伴關係的福音派校牧，我現在擁有的信任是他們帶來的。 我有許多在其他大學從事校園事工的朋友，他們受到多得多的懷疑，甚至是直接的敵視。

我投票給格雷格·愛潑斯坦的部分動機是，我希望在一個跨宗教的空間里建立信任。在這個空間里，人們的觀點彼此衝突，而並不假裝不是如此。 沒有這種信任，福音派就會被貶到邊緣地帶。 相反，我們在這桌子上，與我們的校牧夥伴一起討論真理，並承載着希望，在哈佛的多樣化宗教生活中發揮領導作用。

我把票投給了愛潑斯坦，因為他一直是校園基督徒團契在哈佛最有力的合作夥伴之一。 卡特里娜颶風之後，我們一起參加了前往新奧爾良的服務之旅。他還與我們共同發起了演講活動。

愛潑斯坦身為校牧，他的使命不是說服人們成為無神論者，而是為那些發現自己沒有信仰的學生服務（在哈佛有很多這樣的學生）。 他積極尋求我們對有關哈佛校牧事務的看法。 雖然我們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意見分歧很大，但他卻向這些空間靠攏。在這些空間里，人們可以因自己堅定的信仰保留分歧。 他認為這很重要。

愛潑斯坦在哈佛大學的新角色在基督徒中引發了大量的憤慨。 我能感受到這些擔憂，特別是因為《紐約時報》沒有為這個故事提供完整的背景。 但是，即使在這個分裂的媒體環境中，我們也應該效法我們的天父，他“不輕易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出34:6）。

在博人眼球的標題下，是一個關於福音派如何在跨宗教空間中蓬勃發展而並不妥協的模式。 這是一個福音派人士理應去效仿，而不是去譴責的模式。

皮特·威廉姆森（Pete Williamson）是哈佛大學校園基督徒團契研究生及教師事工的團隊負責人，也是哈佛大學的校牧。

《直言不諱》（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嘉賓意見專欄。與社論不同，本專欄不一定代表本刊的意見。

翻譯：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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