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辯論分散了對神的正義的注意力

這篇文章是關於種族正義辯論的兩部系列中的第一部分。 在此閱讀第二篇文章。

我還記得在我中學生時代被告知的二戰故事。 我穿着二手衣服，頭髮亂糟糟的，坐在一張硬邦邦的木頭桌子前，它對我日益長大的黑皮膚軀體來說太小了，教室里全是心不在焉的男孩和女孩。 阿拉巴馬州教室的空調是不可靠的，這意味着汗水是我們教育中永遠的伴侶。

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易受影響的年輕人，兩次世界大戰的創傷揭示了美國和英國的勇氣。 這些偉大的國家將瑣碎的關注放在一邊，轉而關注他人的需要。 坐在那張難受的桌前，有人告訴我，國家和個人在壓力下發現自己。 當狂熱的信仰遇到苦難的無情現實時，我們最深的信念才會顯示出來。 當癌症侵入人體並給婚姻帶來壓力時，愛和承諾的真正深度就會變得清晰。

在更近的歷史中，COVID-19對美國及其教會來說是一種類似的壓力和類似的啟示。 就像有一些測試揭示了一個人的性格一樣，也有一些國家經歷的考驗讓人明白一個國家是什麼。

COVID-19的大流行對美國教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在壓力下暴露了自己是誰？ 我說的不是病毒本身。 我說的是這一流行病帶來的社會危機，它使這個國家的少數族裔正在經受的種族主義和不公正暴露出來。

教會有機會在這一領域發揮領導作用，向世界展示我們的信仰如何讓我們為所有人爭取更好的待遇。 相反，一些人決定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CRT）的合理性進行訴訟。 隨着黑人和亞洲人的鮮血在美國城市的水泥街道上風乾，一些人決定辯論系統性種族主義是否存在。 他們沒有看事情本身。 相反，這件事本身成了使人疲憊的爭端之處。 這一辯論揭示了在由空氣傳播的傳染病到達我們的海岸之前，教會的一部分人是如何已經患病並需要治療的。

在基督身體上的這些生病的部分告訴我們，“只管傳福音”。 對基督徒的合作來說，將福音武器化來反對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呼籲正義之聲，很少有比這更有害的了。

只有在種族不公正的背景下，我們才被告知要專門闡述救贖計劃。 當婚姻處於掙扎狀態時，我們不只是向夫妻宣揚福音。 我們給他們實用的工具，讓他們更好地彼此相愛。 當父母在尋找如何教育孩子的線索時，我們不是簡單地宣揚福音。 我們給他們提供有《聖經》依據的工具，以做好父母的工作。

正如所有保羅書信所表明的那樣，基督徒的門徒訓練就是要表明福音的影響是如何向千里之外擴散的。 同樣，我們必須向我們的人民展示，基督教信仰在我們應對世界的苦難方面如起作用。 否則就是做門徒的失敗。

在居家令（lockdown）開始后，在我前往芝加哥參加抗議活動前，我沒有參加過大型聚會。 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熱量從混凝土上反彈到擠在布朗澤維爾（Bronzeville）街道上的群眾身上。

有黑人、白人、亞洲人和拉丁裔，身體被壓得太近。 我們對病毒的了解還在不斷深入，我很害怕自己會生病。 但我還是去了，因為阿瑪德·阿貝里（Ahmaud Arbery）、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和他們悲傷的家人促使我去。 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我希望他們的死亡能迫使美國在她兒子被謀殺后做瑪米·蒂爾（Mamie Till）想要的事情。 當解釋她在兒子埃米特（Emmett Till，1955年密西西比被以私刑殺害的黑人少年——譯者注）的葬禮上採用開放式棺材的決定時，她說：“讓人們看看他們對我兒子做了什麼。”

過去五年的死亡視頻記錄是美國的敞開式棺材，讓我們有機會看到在黑人的生活中都發生了什麼。

在這種情況下，我希望所有種族背景的教會都能聲援黑人和棕色人種的苦難。這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與福音相反的世界觀的表現，而是因為律法、先知、著作和整個《新約》所呼籲的：對那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表示憐憫。 保羅呼籲我們“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12:15）。

但要哀悼或哭泣，我們必須看到。 相反的，作為一個教會和一個國家，我們卻轉過頭去。

我們沒有就如何更好地保護我們的公民進行全國性辯論，也沒有考慮如何解決洶湧的精神健康危機，這種危機往往使警察和非裔美國人之間的暴力互動如此悲慘。

一些人認為將任何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貼上“批判性種族理論”或“覺醒主義”（wokism，指對社會上種族、性別不平等現象的重視——譯者注）標籤會更容易，這樣做會使該理論變成對共和國的一種威脅。 換句話說，一些人發現更容易製造一個新的紅色恐慌，而不是解決一直存在的膚色界限問題。

例如，我們看到了亞洲人在亞特蘭大經營的按摩院受到攻擊，以及無盡的視頻描述了對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的無端攻擊。 這些視頻明顯顯示了反亞裔暴力事件的統計數字上升。我們利用這個機會來解決COVID-19病毒的種族化討論了嗎？ 我們是否最終評估了常見的種族迷思所造成的長期損害——有些掩蓋了一些亞裔人口的貧困，還有一些則將亞裔美國人與非裔美國人對立起來。

不，我們把亞裔社區的安全問題變成了一場關於政治正確言論的辯論，似乎我們覺得可以因此消除我們言論的影響。

最後，這場瘟疫大流行的考驗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社會和政治上，教會還沒有準備好應對這個相互關聯的現代世界對我們的所有要求。 我們需要回到學校，最終學習我們一直拒絕學習的課程。 我們的相互仇恨和不信任只會使我們變得更弱。

當我長大了，離開了阿拉巴馬州的那所學校，我意識到那裡講述的戰爭故事有明顯的遺漏，或缺少強調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用紅色的夏天（Red Summer，指1919年在美國多處發生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針對黑人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譯者注），而不是閱兵式來獎勵從戰壕里回來的黑人士兵。 我們對吉姆·克勞（Jim Crow）法加倍執行。 是的，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納粹，但我們也在自己的土地上關押了日裔美國公民。 世界大戰的考驗不僅發生在戰場上，而且發生在社區和城市。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個國家的歷史就是一直在不斷嘗試將我們反覆失敗的瓦礫撿出來，並用這它們為所有人建立一個更好的枕依之處。 這次瘟疫大流行的後果提醒人們，這項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

儘管我們過去和現在都很失敗，但教會仍然可以發揮作用，帶領我們的國家走向這個未來，不是作為黨徒為右派或左派辯護，而是作為懺悔者向彼此和世界懺悔我們的罪過。 我們可以承認我們失敗的所有方式。 這是為了什麼？ 因為我們相信有一位赦免罪惡的神。

我們也相信有一位神，他說懺悔的另一面還有東西。 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家和政黨不願意承認錯誤的時代。 他們把責任推給對方，因為他們認為脆弱就是軟弱。 在他們的心目中，將對方非人化和摧毀總是更好的。

但我們知道，神正是通過他的脆弱、他願意做一個弱者來贏得我們的。 而神的軟弱比人的力量更強大。

我是一個父親。 我希望這意味着我總是養育有方，對我的孩子說的每句話都是善意的、美好的、真實的。 但我是人。 我讓他們失望了，因為對我來說，最難做的事情是看着孩子們的眼睛說：“爸爸錯了。” 但我必須這樣做，以便他們有機會犯錯，有機會悔改，有機會重新開始。 他們知道，我們的家庭不是由聖人（父母）糾正罪人（孩子）組成的。 相反，他們的媽媽和爸爸被賦予了一些東西來管理，而我們所有人在生命中與神一起同行。

在這個充滿種族矛盾的時代，教會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作為一個教會，我們可以坦然面對我們的恐懼和失敗。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建模，並可能制定不同的路徑，因為測試不會變得更容易。

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我們可以就像CRT這樣的理論的優點和缺點進行辯論。 沒有任何理論是無可指責的。 但是，不能用這種辯論來希望放棄為被壓迫者伸張正義這一更緊迫的問題。 我擔心的是，有些人為了殺死他們自己想象中的怪物，而失去了《聖經》的樸素教義。 它本來是不必這樣的。

有一天，歷史學家會講述教會在這個瘟疫大流行和種族紛爭的時代的故事。 我的禱告是，他們能在這些年苦難的廢墟中發現一個為萬王之王作見證的民族，因為祂從未忽視過最需要幫助的人。

以掃·麥考利（Esau McCaulley）是惠頓學院的新約聖經助理教授，也是《《黑人讀經：操練於盼望中的非裔美國人解經》》一書的作者。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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